对于朱熹,不了解他的人可能对其“存天理灭人欲”思想有着深深的不满,也因为元明清三代科举奉他的《四书集注》为取士标准,造成了一大批读死书死读书而无真才实学的应试机器,因此为人诟病不少。
但是,朱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相信多数人仅知其名而不解其人。包括我,也是不知者中的一员。
2月24日,我在书店买到《理学宗师——朱熹传》,开始把目光投向这位熟悉的陌生人,他不平凡的一生也渐渐在我面前展开。
我非常喜爱他的《劝学》诗: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我常念诵此诗,时时提醒自己珍惜光阴。朱熹本人,作为学术大师及学子们学业和人生导师,作此诗既是勉励他人,也是勉励自己。
一个时刻不忘珍惜光阴,一生埋首学问和教书育人,在中国历史上宗师级别的大学问家,朱熹的思想不是我一篇谈艺录就能说得清,我仅仅选择教育和书院这一个方面来让朋友们认识一下他,看一看夫子的为人做事及功业影响。
先来看本书作者卜耕简介:卜谷,男,原名卜利民,1953年生,江西赣州人。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赣州市作协常务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 《少共国际师》,长篇纪实《红军留下的女人》、《走歌的红妹子》、《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散文集《种山》等10部作品约400多万字,获各类文学奖20余次。
卜利民
水耕,男,原名刘水根,1962年生,江西于都人。1987年在《芙蓉》第6期发表小说《渡女》,2003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纪实《经略赣西南——曾山与苏维埃》(合著),2011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长篇传记《蓝韵》。
“卜耕”系二人合作的笔名。
让我们寻着书香进入朱熹的世界。
命运多舛的童年
朱熹出生地福建三明市尤溪县南溪书院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朱熹出生于福建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今南溪书院),乳名沈郞。父亲朱松,曾任尤溪县尉,政和县尉。6个月后,1131年春,金兵从江西杀至闽中邵武,朱松在建州弃官逃亡。建州人范汝为起义,追杀当地官员。朱松举家逃命。绍兴二年(1132年)六月,朱松带着1岁多的朱熹及家人南下石井镇任监税官。
绍兴五年(1135年),5岁朱熹始入小学,能读懂《孝经》,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
绍兴八年(1138年),丁忧期满的朱松应召入临安,任秘书省校书郎,带妻子祝氏和9岁的朱熹租住在靠北街的一处宅子。1140年,朱松不附合秦桧与金议和,转承议郎外放上饶郡,得到主管台州崇道观的职务。
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松病逝于建瓯(今福建南平建瓯市),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好友刘子羽(朱熹义父),又写信请五夫里的刘子翚、刘勉之、胡宪等3位学养深厚的朋友代为教育朱熹。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阳楼。
福建武夷山市朱子故里五夫紫阳楼
13岁的少年朱熹,开始跟着刘子翚、刘勉之、胡宪学习,战乱觅静,远离尘嚣,于绝妙山水中苦读,“人有很多不足,像流星一掠,归于寂灭,成不了山,也成不了水,只有好好修炼,成个有名的人。”胡宪的教育给朱熹注入功名心。
朱熹与义父刘子羽的儿子刘珙,刘玶结为平生兄弟之交。
1146年,朱熹的义父刘子羽去世。
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
绍兴十八年(1148年)春,刘勉之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同年三月朱熹入临安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
亦官亦教的生活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从九品。“天下事,只成于有心人。”年轻的朱熹血气方刚,把县署中的“佑贤堂”改为“牧爱堂”,对经总制钱的收取越级直接去函户部,认为取之无名。“经制钱”出自北宋,宋江方腊起义,朝中出兵镇压,增收卖酒钱,印契钱,头子钱等赋税,南宋时称为“经总制钱”。
同安山水
同时,朱熹又投入正经界运动,即核实经界,按田亩实际数量与产出效益进行纳税。“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长期长于乡村的朱熹以此为念。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夏秋七月,朱熹排解同安、晋江两县械斗,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
朱熹一生迷信,青年时期视佛事如见苍天,同安的相地、占卜、看风水,成了他进行实验的宝地。但拜访理学大师李侗之后,开始由佛转儒。
李侗是朱熹父亲朱松的同门师兄弟,是程颢程颐弟子杨时的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求学的同时,朱熹也开始了收授门徒,重启县学,包括偏远的浯洲(今我国台湾金门),朱熹也亲自在那里“以礼导民”,倡建燕南书院。山水形胜的同安成为朱熹最早实施寓教于乐的圣地。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正是在同安,朱熹每夜必端坐读《论语》、《孟子》,“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向日从事于释老之说皆非。”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朱熹任满罢归,回到五夫里家中,平日到近处书院上课,多数时候在家读圣贤书,撰稿做学问。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已意识到“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重新踏上求师之路,拜李侗为师,因得承袭二程(程颢和程颐)洛学的正统,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诏求臣民意见。朱熹应诏上封事,力陈反和主战、反佛崇儒的主张,详陈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意见。
隆兴元年(1163年)十月,朱熹应诏入对垂拱殿,向宋孝宗面奏三札:一札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之学,反对老、佛异端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反对和议,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反对宠信佞臣。但当时汤思退为相,主张和议。朱熹的抗金主张没有被采纳。十一月,朝廷任朱熹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职不就,请祠归崇安。
崇安风光
隆兴二年(1164)年,朱熹再监南岳庙。这是可以只领俸禄不必做事的祠官,朱熹回到崇安五夫里继续教书育人,同时为自己起号“晦庵”。
乾道二年(1166)年三月,朱熹正式开馆授徒。与以往学生不少、地点不同、未成规模相比,现在的朱熹公开办学,详细制定学制学规,书目课程。福建本土与相邻江西、江东学子,负笈挑箱,纷纷而至。朱熹的弟子蔡元定主管选择学子,林用中主事教学,姻亲范念德(刘勉之次女的丈夫)主政后勤事务,在3人协助下,朱熹开始编定周敦颐的《通书》、着手修订《孟子集解》、《大学集解》,编辑《二程语录》。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在林用中、范念德的陪同下受邀前往潭州(今长沙)访问湖湘学派代表张栻。张栻是南宋中兴名相张浚之子,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官至右文殿修撰。著有《南轩集》。
张栻像
乾道元年(1165),张栻受湖南安抚使刘珙(朱熹义父刘子羽之子,朱熹的义兄)之聘,主管岳麓书院教事,在此苦心经营3年,使书院闻名遐迩,从学者达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张栻将朱熹的《通书》等书分发诸生,又把朱熹之行提前渲染了几个月,当地人士求贤若渴,倾心仰望,朱熹前脚一到,后脚数千士子蜂拥而至,一时众多的马匹把饮池水都喝干了,“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后世人把这种盛况称为:“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岳麓书院
38岁的朱熹,做客讲学于35岁的主教张栻领导下的岳麓书院,学术交流近两个月,成就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临别时二人又拥又跪,恋恋不舍,“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朱熹这样作诗记录二人的思想交流。
鹅湖相会——理学与心学的巅峰对决
江西上饶鹅湖书院
乾道四年(1168年),39岁的南岳庙奉祠官朱熹一面教书,一面编撰《程氏遗书》25卷,将二程之作进行系统梳理,自己又作了《后序》及《附录后序》。此年崇安发生水灾,朱熹力劝豪民发放藏粟赈饥,还向官府请贷粮食600斛散发于民,使民众不致挨饿。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悟到“中和旧说”之非,用“敬”和“双修”思想重读程颢、程颐著作,从全新角度独创“中和新说”。这是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十分深远的重大事件,标志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
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五日,朱熹母亲去世,朱熹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在云谷建“晦庵草堂”,同时弟子蔡元定于对面西山不远处建“疑难堂”,两处讲堂相对,以高挂灯盏为信号,小灯意思是有题不解,望来日赐教,大灯意思是有新作和新话题,师生二人客串授课。如此山头两盏灯火,要么朱熹移步,要么蔡元定跑来,二人同宿同榻,通宵达旦探究攀谈,用最浪漫的形式给中国学术以各自的解读和阐发。
6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时期,朱熹完成了《孟子集解》的修订,撰成《大学章句》、《知言疑义》、《中庸章句》和《西铭解》。
乾道七年(1171年)五月,朱熹为根本上解决百姓灾年生计问题,在五夫里创建“社仓”储存粮食,后为许多地方所仿效。十一月,朱熹回尤溪,与知县、好友石子重讲论学问于县学。在石子重的陪同下,游览其父朱松任尤溪县尉时燕居之所“韦斋”旧址,手书“韦斋旧治”四字刻石揭榜。
朱熹手书韦斋旧治碑刻
乾道九年(1173年),作《重修尤溪庙学记》,亲书“明伦堂”制匾悬挂于尤溪县学宫正堂。从此天下学宫匾皆模此刻制悬挂。1174年,大凡私塾、学馆,都用朱熹编订的《大学》、《中庸》新本教材,一俟印好就被抢购一空。一提及朱熹,士子们立即躬身肃立,肃然起敬,“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的劝学诗街咏巷背。
天下学宫皆悬挂明伦堂匾额
淳熙二年(1175年)正月,东南三贤中的另一贤吕祖谦从浙江东阳来访朱熹,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二人合著《近思录》,史称“寒泉之会”。
五月二十八日,朱熹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今江西上饶铅山县鹅湖书院),陆九龄、陆九渊及刘清之皆来相会,有了一段让朱熹并不愉快的“鹅湖之会”。
陆九龄和其弟陆九渊出生于江西抚州市金溪县陆坊青田村一个传统世家之中,其家族拥有深厚的学术、礼教传统。陆九龄与陆九渊相为师友,人称“二陆”。为学注重伦理道德的实践,认为“心”是一切事物的基础和出发点。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哲学命题,形成一个新的学派——“心学”。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中,心是唯一实在:“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认为心即理是永恒不变的:
“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陆九渊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明代王阳明发展其学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学派”,对中国哲学产生深远影响。被后人称为“陆子”。
江西抚州陆九渊纪念雕像
鹅湖之会,是我国学术史上理学和心学第一次大碰撞,有千古第一辩之称。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陆学说之间的矛盾。在学术上,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
鹅湖之会伊始,就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双方围绕“教人之法”这个中心议题各抒己见,唇枪舌战。所谓“教人之法”,也就是认识论,在这个问题上,朱熹强调通过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人的内心潜在良知。而陆九渊、陆九龄两兄弟则主张“先发明人本心”,反对多读书,认为读书不是成为至贤的必经之路。在这场讲会上,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陆九渊出言朱熹学问支离,朱熹立即“失色”,反讽陆九渊是禅学, 争执不下临时休会,各自休息。
第二日辩论继续。朱熹与吕祖谦先后提了“数十折议论”,与陆氏兄弟辩论。双方意见不合,气氛紧张激烈。朱熹一口否定先求本心,陆九渊则说朱熹个人偏见。
陆九渊对朱熹提倡的苦读修德提出异议:“如果说只有读书才是认识真理和成圣成贤的道路,那么,人所公认的圣贤尧舜,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尚无文字,自然无书可读,他们不是也成为大圣贤了吗?”
朱熹闻言一愕,身子抖了一下,脸色沉重。
第三日勉强论辩半日,多是陆九渊占上风,朱熹无心再辩。
鹅湖之会尽管各持己见,互不相让,48岁的朱熹没有以自己在学术上的声望和年龄上的优势来压制小10多岁的陆氏兄弟,双方并无个人恩怨,相反,朱陆二人的学术交流仍如以往一般密切,鹅湖之会由是成为理学流派史上的一次巅峰对决。
朱熹与陆九渊画像
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模式——白鹿洞书院
淳熙五年(1178年),皇帝宋孝宗任朱熹知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从1156年27岁的朱熹同安任期结束,到1179年,时间过去了23年,朱熹已经50岁了。50岁的朱熹来到了南康军所在地的庐山脚下。
庐山五老峰
这之前的1176年,朱熹的妻子刘清四去世。朱熹本来做惯了闲散奉祠官,几次辞去朝廷征召。但“晦庵今年登五十,晦庵不急苍生急”,正准备赴任,又接到义兄刘珙去世的消息,朱熹泪如雨下,悲痛不已。
南康军是宋太宗创置,下辖建昌,星子,都昌三县,是大权在握的军守,府衙在星子县城。文人朱熹任军事正职,与宋朝的重文轻武有关,宋代最上层兵部、枢密院军事部门,全是文官把持,下面的分部驻军,正职也一律由文官兼任,武人只能充当副职。因为宋朝开国即是文人治军方略,怕的是再有武人“陈桥兵变”夺了大宋江山。因此,满腹经纶的朱夫子成了南康军守。
适逢大旱,灾害严重,朱熹到任后,即着手兴修水利,抗灾救荒,奏乞蠲免[juān miǎn]星子县税钱,使灾民得以生活。3年整治,成效卓著,一时朝野称颂,誉为江南荒政第一。
比起朱熹南康军任上的勤政为民,他做的另一件事成就更大,更为后世推崇,就是重整白鹿洞书院,创立了中国首例系统的教学教规。
白鹿洞书院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公元940年),是中国首家完备的书院;南唐时建成“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由中央政府于京城之外设立的国学;是宋末至清初数百年中国一个重要文化摇篮,中国教育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白鹿洞书院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合称为“中国四大书院”, 享有“海内第一书院”之誉 。
淳熙五年十月,朱熹行视陂塘时,在樵夫的指点下找到白鹿洞书院的废址。经朱熹的竭力倡导,到淳熙七年三月,书院很快修复。朱熹为白鹿洞书院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他曾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充实图书,还请皇帝勅额,赐御书。四方求学人士,有父子与兄弟同至的,有转学而来的,有千里携粮而来的,朱熹置办学田,供养贫穷学子,并亲自订立学规《白鹿洞书院教规》。
庐山五老峰下,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规章制度之一,像庐山永恒的云雾一样,飘散在天地之间。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于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于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接物之要。”
由朱熹独创的《白鹿洞书院教规》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一一作了明确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它不仅成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模式,而且为世界教育界瞩目,成为国内外教育家研究教育制度的重要课题。
1180年三月十八日,首任白鹿洞洞主朱熹搞了一个开学大典,首课宣讲《中庸》,座下学生如痴如醉。兴奋的朱熹作诗“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陆九渊来南康访朱熹,讲学白鹿洞书院。这位鹅湖之会时神采飞扬占据上风的心学大师,此时也谦逊许多。
轰动南宋的朱熹严蕊案
3年任职期满,朱熹辞去将任的江南路常平茶盐公事,前一年知己张栻去世已使朱熹厌倦公务,一待任职期满,便回到五夫里著书立说。
七月,东南三贤中的另一贤,朱熹最好的朋友吕祖谦因病去世,这位良师益友,曾与朱熹共同编撰《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等书稿,是朱熹学术和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朱熹痛苦之至。
八月,时值浙东大饥。因朱熹在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推荐朱熹赈灾,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为解救灾民,朱熹迅速采取了几项有力措施。朱熹在浙东期间,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演绎了名妓严蕊故事。
这个故事的是是非非至今难有定论。严蕊,真名周幼芳,是南宋时浙江天台(今浙江临海)的营妓。她聪明美丽,才思敏捷,棋弈、歌舞、丝竹、书画、色艺冠绝一时。
有—次,台州知州唐仲友请她歌舞,同时也想试一试她的才学。那时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唐太守邀请了许多名入学士,席间大谈风雅,赋诗绘画。太守给来客介绍了严蕊后,便以“红白桃花”为题让她填词。严蕊略加思索,挥笔填好一首《如梦令》:
“道是梨花不是,
道是杏花不是。
白白与红红,
别是东风情味。
曾记,曾记,
人在武陵微醉。”
因为她的聪明与敏捷,又因为她的词很有新意,得到了唐仲友的赞赏和器重,严蕊表示厌弃这种侑酒劝觞的生活,唐仲友为严蕊等4位营妓于妓乐司衙门办理脱籍手续,为避人耳目,令回黄岩娘家落脚,包养起来。
朱熹官拜浙东提举,台州正在他巡视之内。宋代提举权力很大,随时可以罢免官吏。朱熹尚未到达,台州通判高文虎已在前路迎候,密告顶头上司唐仲友种种不法,说严蕊仅身穿内衣,服侍唐仲友洗澡擦身,甚至公然与他同居,实属大逆不道。一个堂堂太守,竟和—个下贱的营妓胡闹。
朱熹从别处也听到对唐仲友的反映,认为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偷盗钱粮,伪造官会,他向皇上连上了6道表章。同时命唐仲友交出州印,接下来就是发签捕人,传拿严蕊,从正午—直审到半夜。
宋朝法律规定,凡官府举办酒宴,可以召官妓歌舞,但不得留宿夜寝,违者律处。朱熹借此拘留严蕊,提取口供,黄岩知县把严蕊关进狱中,严蕊还真是性情中人,说:
“身为歌妓,纵与太守有私情,亦不至死,要逼我招太守其他之事,委实不知情,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
事情一直闹到宋孝宗皇帝那里,由于唐仲友姻亲丞相王淮的调解,最后以“秀才争闲气”,将朱熹改任。
浙东提刑官张诏走马上任,也有的说是岳飞的儿子岳霖,十分怜悯严蕊的遭遇,将她无罪释放。释放前,命她当众作词—首自陈,严蕊不加思索就写了一首《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
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
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
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
莫问奴归处。”
词婉意切,表现了她误落风尘,向往自由的可贵志气。严蕊这首《卜算子》以血泪凝成,至今读来让人感动。
后来严蕊嫁给了—个宗室的近亲,一场风波平息。因为这件事,严蕊得了侠女的美名,甘愿舍己为人,忍辱负重,其凛然不屈的风骨气节,可敬可叹。
而欲置严蕊于刑律的朱熹,却成了许多人心中的道学者。
朱熹在浙东任职仅9个月,因唐仲友严蕊案即离任回家。
建校教书育人
淳熙九年(1182年),回到崇安的朱熹52岁了,他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
之后,朱熹仍呕心沥血修改《四书集注》。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完整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
找一个独特的地方,在合适的时间创立一所上规模的学校,教育出大批栋梁之才,是朱熹毕生所求。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
武夷精舍
建校,办学,育人,没有什么事比这更让朱夫子开心。
淳熙十二年,朱熹到浙江,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辩论,力陈浙学之非。陈亮是南宋狂生,才能卓绝,气概豪迈,与辛弃疾是好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陈亮24岁“首贡于乡,旋入太学”。次年,朝廷与金人媾和,“天下欣然,幸得苏息”,唯独陈亮敢冒风险,认为不可,他以布衣身分,连上5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五论》。
陈亮雕像
朱熹认为陈亮不洁身自好,有辱斯文,常去信训斥。陈亮看到朱熹如此看他,直叫:
“气杀人也!”
于是对理学产生不满。
朱熹讲“存天理灭人欲”,正心诚意天下为公,而陈亮是浙东事功之学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任贤使能”、“简法重令”等革新图强言论,无不以功利为依归。他提倡“实事实功”,对理学家空谈“尽心知性”十分不屑,讥讽他们为“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
朱熹陈亮围绕着王霸、义利问题多次展开辩论。在这场论辩中,朱熹强调的是道德修养的功夫,陈亮着重的是功利事业的本领。争论前后长达11年之久,主要采用书信往来形式展开,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
浙江金华永康市陈亮纪念雕像
淳熙十六年(1189年),诏命朱熹知漳州。绍熙元年(1190年),宋光宗赵惇[dūn]即位,61岁的朱熹到漳州赴任。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施政变革,主要体现在正经界、蠲(免)横赋、敦风俗、播儒教4个方面,半年后漳州肃然以定。
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长子朱塾病逝。闻噩耗后,朱熹无奈以治子丧请祠。五月,朱熹迁居建阳。次年,承父志建“竹林精舍”,后更名为“沧洲精舍”,其后,辛弃疾、陈亮先后来访。淳祐四年(1244年)诏赐“考亭书院”。
福建建阳考亭书院图
建阳潭山公园朱熹雕像
绍熙四年,1193年,朱熹任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
绍熙五年(1194年)五月,朱熹至潭州,看到好友张栻去世后岳麓书院士气不振,朱熹兴学校,广教化,督吏治,敦民风,改建、扩建岳麓书院,空余时间亲自到书院讲课。收下的门徒以后都在各地筑室办学,教书以生。
绍熙五年(1194年)八月,朱熹除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引起宋宁宗赵扩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因此,朱熹在朝仅46日,被宋宁宗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
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朱熹还居建阳考亭。
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颠倒捏造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59人的伪逆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朱熹被斥之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之中的第五位,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朱熹以伪学罪首落职罢祠,朱子门人流放的流放,坐牢的坐牢,遭到严重打击。禁毁理学书籍,关闭学馆,缉捕首犯,持理学观点科举者一律不取,史称“庆元党禁”。
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已被各种疾病困扰,党禁中的朱熹预感到死亡的逼近,不少门生改换门庭,有的过门不入,以避“伪学”之嫌。朱熹有大限临头的不祥预感,更加抓紧著述。
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唯一的愿望就是将自己生平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
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卒于考亭。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十一月聚集在信州举行大规模会葬,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令守臣约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会葬者仍然有6000人之多。辛弃疾全程参加送殡,评价老友朱熹: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
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陆游,杨万里均有悼念诗文。
福建南平市建阳区朱子公园
9年之后,嘉定二年(1209年),朱熹冤案平反,宋宁宗下诏称“朱文公”。后来朱熹的地位日渐上升,最终配享孔庙,在历代儒者中的地位及实际影响仅次于孔子和孟子。
朱熹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著述《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朱熹之学深刻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远播海外,如李朝时期的朝鲜、德川时代的日本,“朱子学”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朱熹的平生宏大愿望可以说志得意满。
今天看来,博大的理学依然有它的局限,它强化了“三纲五常”,上个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中就受到猛烈批判。我们现在看理学也应摒弃,因为它不符合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最基本的人权观。但朱熹于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本人的人格精神及一生致力于办学和育人的功业, 连同散落在青山绿水中的各个书院,却永远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永远散发着夫子最爱的书香。
附录:
理学思想主要内容及影响
理学在中国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学,其创始人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张载。继后有程颢和程颐等人继续发展,最终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
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 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 “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时代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