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外交事业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整个战争持续近9个月，以中国完败而结束。主要败绩包括：1894年9月21日，清军陆军自平壤败退鸭绿江以北中国境内，海军北洋舰队将黄海制海权让给日本海军。1894年 11月6日，日军攻占金州(今属大连)。7日，唾手而得大连湾。日军陷旅顺口。 从此渤海湾门户洞开。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荣成龙须岛登陆，占荣成。2月17日，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覆灭。
整个甲午之战，清军在朝鲜、山东半岛和辽东3个战场全面溃败 。
这场战斗中，李鸿章练了20多年的兵，自夸为劲旅，基本报销。战役中，中方没有一个指挥官不辱国，中国军队全面腐败。
其实，梁启超认为此战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失败。因为世界趋近于文明社会，谁拥有实力，谁就拥有胜利，无论政治、学术还是商务，军事战争只是一个方面而已。日本近30年来，君臣上下一心，经营军事，练成一支服从指挥，不怕牺牲的精锐部队，对比清军的不战而逃，朝中以翁同龢为首的军机大臣暗中掣肘北洋舰队，慈禧太后担心李鸿章力量做大不好控制，君臣及部队全都离心离德，李鸿章的败局早已注定。
李鸿章的军事声誉终结了，他的外交生涯也开始进入困顿。
李鸿章在国外享有声誉是因为外交，在中国被重责也是因为外交。他的生涯有一半都是外交生涯。
李鸿章与俄沙皇合影
李鸿章办理的第一件外交事务是天津教案。1870年天津百姓杀传教士，焚烧法国领事馆。法国人借此要挟，联合英美逼近清政府。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恰此时，普法战争爆发，法国人仓皇之际顾不上这宗教案，当时的中国人没有一个解时局，对普法战争毫无概念，还以为是李鸿章的声望和韬略在起作用，认为他比曾国藩强万倍。
天津教案之后，中日战争之前，李鸿章办理了几十起对外交涉事件，包括法国安南之战和日本朝鲜之战。1882年，法国在越南挑起事端，计划先占越南，再占台湾，同时进攻云南和贵州，以期在东亚的权力可以赶上英国。
李鸿章面对中国南方一派惨淡萧条，人心惶惶的情况，实行一手打，一手拉的外交政策，想要挑唆英国，德国来制约法国。当时曾纪泽任驻英大使，受命办理此事。法国政府有所顾忌，先提出讲和。由此之后，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开始引起欧洲人的注意。
此时，朝鲜京城爆发了袭击日本使馆事件，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国，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交涉。这时法国刚刚求和，李鸿章很自大，用傲慢威严的态度接待了伊藤博文，会谈结果是日后朝鲜有事，一国派兵前往，必须通知另一国。这就是所谓的《天津条约》。《天津条约》逐渐演变成《马关条约》，这是李鸿章始料未及的。
甲午战败，清廷1896年2月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24日抵达马关，和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始谈判。28日，进行第三次会议时，回下榻途中时李鸿章遭到枪击面部中弹，日本天皇派御医、军医前来探视，说取出子弹静养即可。李鸿章慷慨言道：
“国家危在旦夕，促成和平刻不容缓，我怎么能拖延时间以致误国呢？如果我死了对国家好处，那么我就去死。”
相信李鸿章的话一定是真心话，他去日本议和，是在对方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忍气吞声说的话，心碎、无奈，估计也只有以一人之身以死报国。10年前在天津傲慢地对待伊藤博文，10年后在日本无奈议和，低声下气乞求怜悯，最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命运何其捉弄！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
这是一份对中国影响巨大的不平等条约，在此之前，欧洲和华人的关系不过是传教、通商两种，之后则开启了令国人每每泣下的外交史。中日之战以前，中国先向英国和俄国两国请求调停，这实际上是引导他国干涉我国内务的开端。当时日本人多次声称，东方的事情，由东方两个国家自行解决，不让其他国家参与。清政府不接受这一建议，只想着教唆欧洲人用武力威胁日本。
1895年3月，李鸿章在出使日本之前就先和各国公使进行有目的的会谈，俄国公使喀希尼说俄国拥有强大力量，可以对抗日本，保全中国领土，但是中国必须以在军事防御和铁路交通方面的利益作为回报。李鸿章在俄国使馆里密谈了好几天，《马关条约》签订后不到1个月，就有俄国与德国、法国一起逼迫日本归还中国辽东半岛的事情。俄国帮助中国夺回辽东，其实就是李鸿章与喀希尼密谈的结果。一方面清政府用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一方面欧洲的力量深入东亚，正于此时开始。俄国想把辽东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绝不希望日本插手辽东，因此“帮”中国夺回。
李鸿章访俄与尼古拉二世合影图片
实际上，这是李鸿章与喀希尼自行签约，包括事成后酌情将新疆割让给俄国一部分，加大通商力度。俄国公使将与李鸿章的私约以公文形式向总理衙门提请实现，天下人才知道为什么日本会还我辽东。光绪皇帝知道后大怒，免去了李鸿章的所有职务。最后，李鸿章觐见慈禧太后时谈了半天，所有的联俄密谋都得以确定。
李鸿章一生误国的过失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此事也注定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实际上是失败的生涯。
1896年4月，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加冕，清廷派李鸿章作为公使前往祝贺。庆典热烈进行，李鸿章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在宴会上就敲定了中俄密约，该条约一共12条，主要内容有：中国允许华俄道胜银行接造一条由黑龙江、吉林至海参崴的铁路，无论战时平时，俄国均有权使用该铁路运送兵员、粮食和军械，铁路管辖权30年内归俄国所有；黑龙江和吉林长白山等地所产的五金矿产，允许俄国以及本国居民随时开采；俄国此前在亚洲没有不冻港，此后中国将山东省的胶州地区暂时租借给俄国，以15年为期，辽东旅顺口及大连湾中国承诺永远不能让其他国家占据，如俄国有紧急军务，中国允许俄国将两地暂时让给俄国海军陆军驻扎，以便俄军进攻防守。
《中俄密约》签订后，天下哗然，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的严责下挥泪签字批准，时为1896年9月30日。
《中俄密约》签订图
这份条约，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之后的中国形势，列强从中国取得的权力开拓了新领域，一是租借领土，二是不许将某地让给其他国家，三是替中国修造铁路。密约关于租借胶州湾为日后租借胶州、威海、广州、旅顺、大连开了头。关于不准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他人也是各国开始划分势力范围的开端。而铁路的修建，也挑起了各国觊觎东三省的争端。
俄国皇帝加冕礼结束了，《中俄密约》也签订了，李鸿章随后出访欧洲各国，包括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再渡海赴美，经加拿大、日本，于10月3日返抵天津。
李鸿章在德国皇宫图片
李鸿章与德国首相俾斯麦在军舰上
李鸿章向法国总统递交国书
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会见李鸿章
李鸿章与英国外交大臣合影
1896年8月29日，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在惠特尼寓所接见李鸿章。李鸿章转交中国皇帝、慈禧太后给美国总统的信件
1896年9月1日，张灯结彩欢迎李鸿章的纽约唐人街
李鸿章的这次欧洲之行，各国都对他礼遇有加，德国的礼节尤其隆重，他们都认为李鸿章会购买大量军舰、大炮、枪支弹药，还会给予他们大量通商的优惠待遇。但是李鸿章却什么也没买，欧洲人因此大失所望。
李鸿章到德国后拜访了俾斯麦，到英国后拜访了格莱斯顿，都相当愉快。这3位都是19世纪有影响的人。
10月份，李鸿章从美洲回到中国，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差。从这时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实际上是李鸿章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时期。这一时期，德国占据了胶州，俄国占据了旅顺口，大连湾，英国占据了威海卫，九龙半岛，法国占据了广州湾，是列强平衡势力范围对中国进行的瓜分，也是中国的外交史上麻烦最多，最危险的时期。
中国割地的举动变得司空见惯。各国公使因为本国利益不断到总理衙门大吵大闹，英俄两国几乎要开战，都把中国政府作为发泄对象，刚刚亲政的光绪皇帝痛恨李鸿章联俄误国的行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二十四日下诏解除李鸿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务，他的外交官生涯就此终结。
1879年，美国前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访问中国，与李鸿章在天津的合影
李鸿章的外交手段是联合某国来制衡另一国，而他所谓的联合又不是平时的联盟，不过是临时唆使而已，把一种战国时策士的思想作为指导。在法国越南事件中教唆英国俄国来压制法国，在中日战争时，教唆俄国英国来压制日本，在胶州事件中，教唆俄国英国法国来压制德国，没有一个达到目的，却往往因为这样做，失去了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广州湾、九龙。
这种政策，说到底也是自己内政不强，外交也就没法维持的结果，责任不能都推在李鸿章一人身上，但是他也没有别的办法来替代。
退出总理衙门，李鸿章被派去治理黄河，在黄河河防史上从此有了李鸿章的一笔。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害，光绪皇帝被囚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1900年春清廷中的顽固派趁机利用义和团进攻各国使馆，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慈禧携光绪逃往西安，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再次被任命为议和大臣。
李鸿章在议和期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1900年12月22日，英、俄、德、美、法、日、意、奥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等11国公使联合向奕劻、李鸿章递交《议和大纲》12条。清政府于27日同意接受。1901年9月7日，总理外务部事务和硕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12款及其19个附件。
据说李鸿章和庆王奕劻出席《辛丑条约》签字仪式，庆王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代表，按理说应该他来签字，正准备签字时，李鸿章说了一句：
“天下最难写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你以后的路还长，这卖国条约，还是让老臣来签吧。”
李鸿章接过庆王手中的笔，将“李鸿章”3个字签成“李肃”2字的模样，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签字。签完条约后，李鸿章气血上涌，吐血不止，两个月后，病情急转直下。
李鸿章落款签字李肃（李氏曾被清廷封为肃毅侯，故自签李肃）
条约规定：中国赔银4亿5千万两；北京使馆区及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交由外国驻军；禁止中国人民组织反帝组织等。
《辛丑条约》保住了清政府权位，清政府由此成为帝国主义的傀儡。
1901年11月7日，北京贤良寺中，78岁的李鸿章病床前，几个俄国公使前来，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此时的李鸿章已是时日无多。但俄国人态度蛮横，死前1个小时还强迫他立即签字。李鸿章最终没有签字，把它托付给庆亲王和王文韶，临终时没谈家事，仍念国家。
李鸿章死了，一代风云人物，和他的征战淮军，北洋舰队，天津防练勇，与这个世界和国民永远告别，还有各处的洋务事业制造局电报局铁路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拥有了新的形势和内容。
梁启超听到李鸿章的死讯，这个逃亡海外的维新派领袖写下了一幅挽联：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一定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梁启超说这一点没什么好怀疑的，李鸿章也一定是十九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梁启超也说这一点没什么好怀疑，这是梁启起从中国史和世界中上对李鸿章作用的评价，就是同为重要人物。
既然同为重要人物，那么，李鸿章到底在中外史上占据什么位置呢？把他和中外历史人物进行比较又有什么价值呢？梁启超进行了自己的分析。
李鸿章与霍光。梁启超说李鸿章不学无术，没有霍光的权力和地位，也没有霍光的魄力。他是一个谨慎，守规矩的人，不是一个能根据形势将内心想法转化成非常举动的人。他的一生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理政不如霍光，但在普通学问上可能比霍光略强。
李鸿章与诸葛亮。李鸿章与诸葛亮同为忠臣，儒臣，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李鸿章手中的资本远超诸葛亮，但取得君主信任方面不能和诸葛亮比。他的军事成就超过诸葛亮，但身居要职几十年，却不能率领全国人追随自己，而蜀中官民全都自强自立，怀念孔明丞相。诸葛亮死后无浮财，李鸿章却以豪富闻名天下。比较一致的是二人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拥有犬马恋主的忠诚。
李鸿章与郭子仪。二人中兴国家，平定祸乱的功劳很像，福气和好运也不相上下。但郭子仪除了平定祸乱之外就没有更大的成就，而军事生涯中只不过是李鸿章终身事业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二人位置调换，郭子仪未必比李鸿章做得好。
李鸿章与王安石。王安石变法和李鸿章洋务运动同遭世人诟病，为所谓的贤良士大夫们攻击诘难，这一点二人比较相近。但是王安石得到皇帝支持，对民政的认真规划，局面宏大，考虑长远，比李鸿章优秀。
李鸿章与秦桧。对无聊文人与市民骂“李鸿章是秦桧”的言论，梁启超认为不值一驳，是狗在狂吠。
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下人物，一生的学问、见识、事业全是曾国藩提携帮助，李鸿章不如曾国藩已成定论。但曾国藩是位儒者，如果让他担当外交重任，权力，智力，机警可能不如李鸿章。另外，曾国藩知足知止，急流勇退，而李鸿章充满血性，无论面临什么大难都毅然挺身承担，从无畏惧和退避。
李鸿章与左宗棠。二人齐名，左宗棠凭张扬，李鸿章凭忍耐。但左宗棠气量不如李鸿章。洋务见识方面二人旗鼓相当，左宗棠早去世10多年，保全好名声，后来的困难和责骂由李鸿章一个承担，可以说左宗棠比李鸿章福气和运气都好。
李鸿章与李秀成。二李都是近代人中豪杰，军事才能，政治才能，外交才能都不分上下，只不过一个是大清的忠臣，一个是太平天国的忠王。一个失败，一个成功，都是上天注定。李秀成礼遇降将，李鸿章惨杀降将，这件事上李鸿章应该惭愧。
李鸿章与张之洞。梁启超公开宣称张之洞不如李鸿章，不能望李氏之项背。李鸿章是做实事的人，不在乎名声，张之洞是个浮华的人，最在乎名声。外交问题上张之洞常找李鸿章麻烦，帮李鸿章出的主意全是能说不能做的。李鸿章说张之洞做官几十年，还是书生之见。梁启超认为此语可以概括张之洞一生。而且，张之洞自命清高，心胸狭隘，残忍苛刻，与李鸿章有见识有大量，是天壤之别。
李鸿章与袁世凯。袁世凯由李鸿章一手栽培。功名心重，有气魄，敢于破格，比李鸿章强。但心术好坏，毅力如何，梁启超1901年写《李鸿章传》的时候，坦言说现在还不能断言袁世凯。可此时清政府的官员里，声望、才能能够继承李鸿章的，除了袁世凯再无他人。果如梁任公所料，袁世凯见证了大清政权的灭亡，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走上权力的峰巅。
李鸿章与梅特涅。奥地利宰相梅特涅是19世纪第一大奸雄。执政40年，对外指挥整个欧洲，对内压制民主党派活动。19世纪前半期欧洲的腐败形势，此人负大部分责任。李鸿章用心不如梅特涅险恶，才能也不如他大。梅特涅懂得民众的力量并压制它，李鸿章不懂民众力量也不去利用。梅特涅外交政策能够操纵群雄，李鸿章的外交政策连一个朝鲜也不能安顿，李鸿章因此不如梅特涅。
奥地利宰相梅特涅
李鸿章与俾斯麦。李鸿章无法和俾斯麦相比，军事上俾斯麦战胜的都是敌国，李鸿章战胜的都是同胞；内政上俾斯麦将一些散漫的小邦国合成一个大联邦，李鸿章却使庞大的中国变成二等国家；外交上俾斯麦联合奥地利，意大利，并成功驱使它们，李鸿章联合俄国，反而落入俄国的圈套。李鸿章的学问、智力、胆识没有一项能与俾斯麦相提并论。运气上李鸿章不如俾斯麦，但资本却比俾斯麦多，人各有所难，如果不能战胜困难，就不能成为英雄。李鸿章向俾斯麦述说难处，不知俾斯麦也有他的难处。俾斯麦战胜困难成就功业，李鸿章战胜不了困难，走向失败。二人高下不止于天壤。说李鸿章是“东方俾斯麦”的人根本不懂这两个人。
李鸿章与格莱斯顿。格莱斯顿曾作为自由党人4次出任英国首相，政绩卓著。有人把李鸿章，俾斯麦与格莱斯顿并称“三雄”，大概以当国长久和地位尊贵而言，但李鸿章与格莱斯顿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格莱斯顿长于内政，军事和外交并不是其长项。他是一位有见识的人，是民主国家的优秀政治家。李鸿章是传统的东方人，喜欢博取个人功名，是18世纪以前的英雄类型，二人差距甚远。
李鸿章与梯也尔。法国总统梯也尔，是巴黎被围攻时的全权议和大臣。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李鸿章在1895年，1900年时类似，都是在国家存亡关头、危急时刻忍气吞声的情形，但梯也尔只遇到一次，李鸿章再三遭遇此类情况。梯也尔的敌对国也只有一个，李鸿章却是强敌环伺。可梯也尔在议和后能立即发表演说，马上募集了50多亿法郎，不出10年，法国重新成为欧洲一等强国，而李鸿章为偿还赔款困扰，没有补救之法，中国的沦丧一天比一天严重。梁启超叹息不知是两国人的爱国心有差别，还是李鸿章不懂得如何利用民心。
法国总统梯也尔
李鸿章和井伊直弼。日本幕府大将军掌握大权时，井伊直弼作为幕府重臣，首当内政外交的大任，通过观察形势，知道不能闭关锁国，因此和欧美各国结盟，学习各国的长处来自强自立。当时日本尊王攘夷论调大盛，井伊直弼用强硬手段镇压来效忠幕府将军，全国上下矛头都对准了他，终于被刺客杀死，日本才兴起维新运动。井伊直弼因此成为明治政府的大敌，同时又是功臣。李鸿章的境遇和他相似，困难比他多许多，然而井伊直弼横死，李鸿章却屈辱地活着，他的福气、命运都比井伊直弼好，可日本兴起了，中国还是衰弱的样子。
井伊直弼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二人是中日战争中的两大巨头，以成败论英雄，伊藤博文自然比李鸿章强，但伊藤博文对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李鸿章对中国的重要性，如果把他放在李鸿章的位置上，未必强过李鸿章。可伊藤博文强于李鸿章之处是他曾在欧洲留学，知道政治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他能够为日本制定一部长治久安的宪法。李鸿章只知道对残破不堪的时局“缝缝补补”，跟着别人的样子学，最终无所成就。梁启超又说在日本像伊藤博文这种才干的人不下百人，中国像李鸿章这种水平的人一个也找不到，所以也不能把责任全推在他一个人身上。
朋友们，我之所以不厌其烦把梁启超对李鸿章的结论一五一十全都摘录如上，因为这种传记方式自司马迁以降史家从未能有。雾满拦江说，把传主放到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上下五千年，环视八万里，与古今中外的15位政治人物进行比较和点评，妙语连珠，极具特色，开一代史风，直至民国时不断被人袭用。
李鸿章的为人处事
写一个人的传记，他的为人处事、生活及工作细节常能反应这个人的真实面孔。梁启超用他的“新闻笔”描绘了李鸿章的个人肖像图。
李鸿章办理公事，案头上从来没有堆积的公文，客厅里也从来没有未见的客人，颇承乃师曾国藩之风。李鸿章的饮食起居都有准确固定时刻，很有西方人风格。重视纪律，严于律己方面，当时官员很少有人能赶上他。
不论冬夏寒暑，李鸿章5点即起，每天临摹100字《兰亭序》。午饭后午睡1小时，雷打不动。任职总理衙门，每天午睡后都要呼喊一声，然后伸出一只脚穿靴子，一只手穿袍子，伺候他的人一刻也不能耽误。
李鸿章一直用西方的养生方法保健，每顿饭要吃两只鸡熬成的鸡汤，天天让医生检查身体，常用电气设备进行检验。
俄国因为伊犁事件对清廷百般恫吓，李鸿章向戈登咨询办法，戈登劝李鸿章做皇帝，重整中国，并称愿效犬马之劳。李鸿章瞬间变色，舌头打结不能说话。
李鸿章待人接物常极其傲慢，高高在上地俯视一切。和外国人打交道时也很轻侮，就像对待市场上的小贩一样，他之所以这样，因为在他看来，“外国人都是为了利益而来，我也拿着算盘应对，只唯利是图。”敢情列强在李鸿章眼中都是为了最大的“利”和中国做生意，所以他也拿紧算盘，精心逐利。
李鸿章敬重的外国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戈登，一个是格兰特，前者跟他平定太平天国时并肩做战，后者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立下大功的将军。后来格兰特成为总统，退位后访华，在天津受到李鸿章隆重接待。李鸿章访问美国时，格兰特已去世，他当场捐赠白银千两用于修建格兰特功勋纪念碑。
李鸿章与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
李鸿章办事认真，每遇一个问题，一定要再三询问，毫无疏忽，也从不轻易许诺，一旦许诺必履行，言行一致。
李鸿章在北京常住贤良寺，死时也在贤良寺。
李鸿章去世的贤良寺双塔（今北京校尉小学附近）
李鸿章一生可谓登峰造极，达到一个臣子的最高位置，可以说圆满，但是他平生有一个遗憾，就是没有担任过科考主官。戊戌会试那一年，他正在北京，认为自己一定能成为主考大人，结果却没被选上，评改天下举子的试卷，他也没轮上，成为这位李大人耿耿于怀的终生憾事。以李鸿章那样的功业和名声，还留恋座师这种东西，可见科举制度在中国，在读书和做官的人心中份量是多么重！用梁启超的话说那叫“毒害之深”！
那么，李鸿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梁启超做总结：
不学无术，不敢破格，这是他的短处；
不避劳苦，不畏谤言，这是他的长处。
唉！李鸿章死了，梁启超一声叹息。
梁启超为什么会叹息呢？因为此时他看到的中国，依旧多难，形势还会比李鸿章的那个时代更坏，后世的人怎么处理呢？
李鸿章有才干却没有学识，有阅历却没有血性。他并非没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但他后来仅是缝缝补补，偷安等死。没死之前对责任从不推卸，却从来没有为后人考虑过百年大计的志向，就像谚语里说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且现在中国从上到下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何况内忧外患比李鸿章死前还要严重数倍。
这是梁启超的忧愁，所以抱以沉重的叹息。
梁启超和康有为共同领导的戊戌变法以失败而终，可怜的一国最高领导人光绪皇帝（尽管是名义上的）变成囚徒，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在这位年轻的政治精英眼中，看不到一丝的出路。梁启超既悲逝者李鸿章，也为自己流亡海外报国无门而自悲。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是东施效颦，他不懂西方富强的真正原因。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倡导“造育新民”，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为己任，因为他知道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国家通过宪政走向富强，国家与政府的关系，政府与人民的权限，都应该作为新的理念向国人灌输。
李鸿章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外交上丧权辱国，梁启超认为根源在中国的专制政治体制。高度集权，大一统的帝制是中国的社会结构，皇帝不受制约，专制垄断意识根深蒂固。这样一个时代环境，李鸿章所拥有的局限性，不能把所有的“卖国”之罪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梁启超心中理想的公民社会何时才能到来？“念中国之前途，毛发栗起，未知其所终极。”
这就是1901年的28岁的青年政治家梁启超的忧患。
万马齐喑究可哀！究可哀！
彼时流亡的梁启超，只能如此悲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