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早的时候，我还没有读过许多书，对于魏晋还不是很了解，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虽然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也让我有着慨当以慷忧思难忘的情愫，对这个能以“魏晋风度”而享誉中国文化史的时代除去美好的一点感受，其他并没有深入的认知。后来读到鲁迅先生的大作《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那些魏晋名士有了一点初步认识和敬慕；再后来，读到余秋雨先生的名篇《遥远的绝响》，这篇文章太美了，带给我的心灵震撼不亚于一场风暴。绝响，它的本义是指散失的学问技艺，后来引伸为最高造诣的学问技艺，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什么样的一个群体能配得上称为绝响？余秋雨先生描述的太精彩了，我所理解的绝响还没有一人能像他阐述得那么好，以致我忍不住将秋雨先生的原文再次引用：
对于那个时代、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
岂止不敢动笔，我甚至不敢逼视，不敢谛听。有时，我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过。如果不予怀疑，那么我就必须怀疑其他许多时代的许多人物。我曾暗自判断，倘若他们真的存在过，也不能代表中国。但当我每次面对世界文明史上那些让我们汗颜的篇章时，却总想把有
关他们的那些故事告诉异邦朋友。异邦朋友能真正听懂这些故事吗？好像很难．因此也惟有这些故事能代表中国。能代表中国却又在中国显得奇罕和落寞，这是他们的毛病还是中国的毛病？我不知道。
像一阵怪异的风，早就吹过去了，却让整个大地保留着对它的惊恐和记忆。连历代语言学家赠送给它的词汇都少不了一个“风”字：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确实，那是一阵怪异的风。
说到这里读者已经明白，我是在讲魏晋。我之所以一直躲避着它，是因为它太伤我的精神。那是另外一个心灵世界和人格天地，即便仅仅是仰望一下，也会对比出我们所习惯的一切的平庸。
前不久收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唐冀明博士赐赠的大作《魏晋清谈》，唐先生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他在台北读到我的一本书，“惊喜异常，以为正始之音复闻于今。”唐先生所谓“正始之音”，便是指魏晋名士在正始年间的淋漓玄谈。唐先生当然是过奖，但我捧着他的题词不禁呆想：或许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已经与自己所惊恐的对象产生了默默的交流。
20多年过去了，我今天重读《遥远的绝响》，仍然被它的美所震撼，仍然觉得秋雨先生所形容的那一阵风是关于魏晋人物最传神的概括。在这部分文章中提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唐冀明博士赠送大作《魏晋清谈》给秋雨先生一事，这位唐冀明先生的《魏晋清谈》一书，去年11月21日，我始购于书店。
不知道是秋雨先生笔下有误还是作者改名，我买到的这本书作者为唐翼明，而非唐冀明，但其他方面人物资料信息完全相同，应该就是同一个人。
在书店里第一眼看到这本书的书名，我没有翻看内容，马上认为它就是我要买的书，因为对于魏晋清谈，我太希望看到有关探讨它们的著作了。
唐翼明著作《魏晋清谈》
还好，唐翼明先生深厚的学养让我学到了很多，这本书也成为值得一读的好书。今天的谈艺录就把您带进唐翼明先生的魏晋清谈里，谈一谈那远去的美好的人和事。
先来介绍一下唐翼明先生，1942年生，衡阳市人，享誉海内外的魏晋文化史专家、书法家。新中国第一个硕士学位获得者、台湾讲授大陆文学的第一人。武汉大学中文系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硕士、博士，师从夏志清。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曾任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学术专长为魏晋文学与魏晋思潮。著有《魏晋清谈》、《魏晋文学与玄学》、《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大陆当代小说散论》《大陆现代小说小史》、《中华的另一种可能：魏晋风流》，散文集《宁作我》、《时代与命运》等。
唐翼明先生的弟弟即是大作家唐浩明，父亲即是蒋介石机要秘书唐振楚，大舅舅王祺16岁在黄兴的介绍下参加了同盟会，21岁做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内务部秘书，编辑出版我国第一部《孙中山全集》。可谓满门俊杰之家。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到秋雨先生笔下的绝响，唐翼明先生笔下的魏晋清谈。
清谈的定义和形式
说起清谈一词，现代人的理解中，大概有3个意思，一是谈论和聊天只谈而不行动，是空谈；二是特指魏晋时代以《周易》、《老子》、《庄子》等“三玄”（东晋以后又加上佛理）为内容的谈论，亦称“玄谈”或“谈玄”，是一个特定的学术名词；三是指魏晋时代以清谈为代表的学术思潮，大致与“魏晋玄学”或“魏晋思潮”同义。而唐翼明先生说他这本书的魏晋清谈，主要是第二个意思，即作为特定学术名词的“清谈”。而“清谈”作为一个特指的学术名词，是由清朝乾嘉时期的学者赵翼正式提出来。
所谓魏晋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
清谈的定义有了，那么，它的形式又是什么样的呢？有这样3种情形：一是一人主讲式，就是一个人在上座主讲，众人在下面听讲，讲到告一段落时，下面的人也可以提出问题或不同意见，谓之“问难”或“诘难”；二是二人辩论式，是魏晋清谈的典型方式，最常见，最有效，最成熟，细分为除主客二人外没有听众的和有听众与其他欣赏者的两种；三是多人讨论式，参与者都是势均力敌的清谈高手，每人都对讨论的题目相当熟悉。总而言之，魏晋清谈就其参与方式而言，有一人主讲，二人论辩，多人讨论三种方式，其中以二人论辩为典型，最具魏晋清谈特色。
清谈在魏晋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简易可行，也相当开放，是一种随时随地可以举行的学术活动和智力活动，参与者并无特别限制，西域贫僧，他乡文士乃至总角小儿都可以参加，尽管参加者不受限制，但作为一个“谈士”，其要求却非常高，“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这是出身于清谈世家琅琊王氏王导的后代王僧虔对儿子的告诫，从小到老，每天手不释卷地读书学习，尚且不敢轻易就参加清谈，遑论其他！如果你不熟读《周易》、《老子》、《庄子》 “三玄”，不熟悉各家的注解及其异同，没有研究前人的清谈成果，基本上是入不了这个圈儿的。
在对清谈的认可上，也有非常细致的要求，理辞俱美，风度优雅，连语音也要漂亮。理，即求真理，辞，要言约而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令人回味无穷，或者辞条丰蔚，花烂映发，丰赡华美，同时，表达这些对真理的探求的内在美时还要有风度和语言的外在美，要将内在的智慧，精神，人格与外在的风貌，神态，声音完美地结合，所以，谈士们个个风度翩翩，自有一种风流所在。这也是秋雨先生形容魏晋名士像一阵风的原因，风的吹动，它无形、无可视、无可捉，却真实可感，拂面畅怀，直入人心。如此一来，那些清谈时手执鏖尘，风度潇洒的名士们也就成了让人羡慕的风流人物。而这种学术性的清谈，因其讲究外在美，也有了艺术性，可研讨，可欣赏，遂成为当时贵族知识分子中一项有益的文化活动及有趣的智力游戏，也成为一种社交活动。
清谈的内容
魏晋清谈，究竟谈些什么呢？在它的定义中，说到主要是谈“三玄”，即《周易》、《老子》和《庄子》，所以，熟悉“三玄”及其注解就成了魏晋清谈家们的基本训练，不熟悉“三玄”及其注解，就没有“谈”的资格。
为什么清谈的内容主要是这些呢？因为自从西汉武帝采取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议，儒学成了汉代的显学，有着高于百家的正统地位，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天下四分五裂征战不已，儒学呈现衰落之势，儒家经典不再像两汉时那样被士人重视，《周易》是儒家五经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一部书，也是最容易和道家思想沟通的一部书，学者们研究《周易》的兴趣不亚于两汉，而且历久不衰。凡是著名的清谈家，没有不精《周易》的。《老子》是道家最根本的经典，魏晋清谈家对《老子》的重视与《周易》相等。《庄子》在清谈早期地位并不高，但是到东晋时，就非常盛行了，甚至谈庄，谈佛之风甚于谈老谈易。庄学地位的提高，得力于向秀和郭象注《庄子》，经过二人注释，《庄子》成为清谈家最钟爱的书。
让我们来看一看清谈所涉及的几大部分内容，看过之后，你就会惊叹为什么魏晋时期的“谈”能够成为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上仅有的三次思想大解放和思想创造力大喷发中的第二次了。
魏晋时代政治方面固然充满分裂与动乱，但在学术思想史上却是一个融合创新的时期，是中国古代的一次“文艺复兴”。在300多年的儒术独尊之后，魏晋思想家们不仅“复兴”了先秦各家学术，而且自出机杼，对旧经典以新解释，或者熔铸各家之精华，提出新的哲学命题。最著名的包括有无本末之辨，自然名教之辨，言意之辨，才性之辨，圣人有情无情之辨，君父先后之辨等，涉及哲学上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人性论与人才论及其他各种幽微要妙之理，发前人之所未发。
这些命题在清谈中形成，又成为后来清谈的题目，后来的清谈又进一步丰富这些命题，或再产生新命题，清谈之外，又辅以作论，注书，不同的观点不仅在谈中交锋，也在文中辩答，如此往复研讨，学术及哲理不断发展精进。
本末有无之辨——魏晋玄学继两汉经学而起，特色是道家思想的复兴，目的在援道入儒，融合儒道。清谈家从不正面攻击儒家，而是以道释儒，仍尊孔子为圣人，把他改造成玄学的圣人。他们从道家思想里提炼出“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指导思想，认为“无”是存在之前的虚无，是先于物质的精神，是一切的根本和本体，是未分的浑一；有是一切的实有或说存在，相对于“体”而言，它是“体”产生出的“用”，相对于“一”而言，它是一所分出的“多”。儒家老是谈“有”，谈纲常名教，谈社会秩序，因为孔子本是就是道的化身，就是以“无”为体，所以他没必要再谈“无”而总是谈“有”。
“以无为本”的思想简称为“贵无”、“本无”，创始于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后经王衍大力提倡，成为一时风气。王衍这个著名的清谈家后来被石勒用石头砸死，说他空谈亡了西晋，这段公案我曾在之前有关石勒从奴隶到皇帝的传奇中讲过，作为政治家的丞相，王衍显然不称职，但是作为一名清谈思想家，他在中国哲学史上仍有一席之地。“无”没了西晋，有识之士感到忧虑，于是以裴頠为代表，提出了“崇有”论，以对抗“贵无”论。王弼认为有生于无，裴頠则反击无不能生有，，而是“生者自生”，互相养育，后来郭象注《庄子》，强调万物是“块然而自生”，“独化于玄冥”，无不能变有，有也不能变无，这种新的“独化论”明显受到“崇有论”的影响。
自然名教之辨——自魏至西晋的玄学发展史上，一直有一条与本末有无之辨平行的自然名教之辨。它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王弼，何晏，他们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名教”是“有”，自然是“无”，有生于无，所以“名教出于自然”；第二阶段是阮籍，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名教和自然是对立的关系，只要自然不要名教；第三阶段是向秀，郭象，尤其是郭象，认为“名教是自然”，万物块然自生，各自独化，有即自然 ，名教是有，名教也就是自然。
言意之辨——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中的大问题，表面上看是言辞和意念的关系，实际上与本体论中的本末体用相通，意念是本体，言辞是末用。言意之辨有两派，一派认为言不尽意，一派认为言能尽意。前者代表人物是庄子，认为意应于心，而口不能言，后者代表人物是欧阳建，认为言可以畅物。
圣人有情无情之辨——圣人有情还是无情，何晏认为圣人无情，王弼认为圣人有情。圣人是人的理想境界，最高境界，与天理自然合一，无喜怒哀乐，这是何晏钟会们的观点；王弼承接汉代刘向的观点，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圣人不妨有情，不过圣人的性与情都是善的，正的，无恶无邪。东晋后又出现“圣人忘情”之说，不完全等于无情，比无情相对柔和。
君父先后之辨——君父先后问题即忠孝先后问题，忠君与孝亲孰重孰先？忠孝不能两全时，取忠还是取孝？这个问题从魏至晋都是清谈的题目，且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在魏晋时，“父重于君，孝在忠前”被普通接受，东晋后有一种理论，把二者进行调和，极力消灭忠与孝的矛盾，就像调和名教和自然一样。
才性之辨——什么是才？什么是性？东汉王充认为才是一个人的“临事知愚”，性指一个人的“操行清浊”，正始年间讨论才性可能以他的定义为起点。魏晋时期有“才性四本”的辩难。“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傅嘏论同,李丰论异, 钟会论合,王广论离。”“四本论”在魏晋清谈家中无人不晓，但精通却难， 真正懂的人也不多，应该属于形上形下，本末体用的总体哲学思想在人才论上的表现。
除去以上哲学命题，魏晋清谈还有其他一些内容，包括对旧经典的研究与讨论，对人物的批评与品鉴，对养生延年可能性的辩论，对声音有无哀乐之分的辩论，对梦的成因及意义的探讨，对鬼神有无的辩论，对视觉形成的分析，其中对人物的批评品鉴在《世说新语》一书里有着详尽的表述，而此书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中国美学史上的奇观。梦的成因及视觉的形成现在都还属于复杂的科学问题，梦是怎样的？眼睛看万物时是眼光去还是万物来？中国古代并不是科学发达的时代，但魏晋人士却可以执著地探讨这样的问题，说明清谈家们一样是有着科学精神的“科学家”。
可见，这样的清谈，成为彪炳中国思想史的第二次大喷涌，委实名至实归，她是我们极其宝贵又珍罕的中华哲学思想，也是我们对全世界哲学思想体系的巨大贡献。宗白华先生曾热切赞美说：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睿智和哲思的时代，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而也是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余秋雨先生称她为“遥远的绝响”，都是源于她的美和高标天际，她的深和渊博似海。
魏晋清谈，你可知道谈何容易？没有一双懂美的眼睛，没有一颗智慧的头颅，没有一个丰盈易感的心，想谈？听恐怕都不得其门而入。
谈，知人交友，辨本知末。
谈，抒慧吐志，澄清天下。
清谈的几大阶段与杰出人物
前几天我在网上无意间看到一篇抨击花样美男的文章，大意是现在许多貌美如花的少年男子成了偶像，他们娘娘腔，充满阴柔之美，带坏了风气，其间还指出他们的老祖宗就是魏晋时的何晏，这位傅粉何郎。作者我没记住是谁，只记得他对何晏很不屑。
花样美男对现在风尚的引导是好是坏，不是我讨论的话题，但当我看到作者不屑何晏时，却觉得这个作者至少有些无知，他只看到何晏貌美，爱修饰，他不知道何晏学究天际，深邃洞见，是中国哲学史上玄学一脉的伟大奠基者。
中国历史上的正始时期，大约在公元240至249年，作为魏晋清谈理论支撑的魏晋玄学于此时形成体系，领袖人物即为何晏和王弼。何晏不仅本人是很好的清谈家，还是杰出的清谈活动组织者，是公认的领袖人物，还有王弼，他们都年轻而风度精奇，尤其是王弼，不到20岁即压倒清谈群雄，死时也才23岁，真是生如夏花之绚烂！
王弼故里山东济宁金乡县
何晏王弼为玄学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架构：以无为本为体，以有为末为用。有了这个架构，玄学家们一步步援道入儒，最终融合儒道。何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无为本”命题的人，王弼则真正完成了“以无为本为体，以有为末为用”的理论创造，他注《论语》，注《周易》，注《老子》，把传统的孔，老改造为玄学的孔，老。
“以无为本”，把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发展为有无何以为本的本体论玄学，认为“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
何晏王弼的贵无论对后世宋明理学影响很大，玄学对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也起了重要作用，其“得意忘象”的思考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理论也有很大影响。
“以无为本”，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取代了老子哲学的“道”，使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名副其实地进入了理性发展的历史阶段。
正是由于何晏与王弼的开创与奠基，才使得后来的清谈家们得以继续将玄学发扬光大。贵无，圣人无喜怒哀乐，圣人体无老子是有，圣人有情，应物而不累于物，名教出于自然，得意忘言，才性论等，都是从来没有人说过的破天荒的新理论，这样的拔新领异，加上言约旨远如不可穷的表达方式，从内容到形式都成为典范和标杆。而这些集风度才华于一体的何晏，王弼，夏侯玄，傅嘏，裴徽，邓飏，钟会等人，引发后世清谈家无穷仰慕，被尊称为“正始之音”。这是一群追求真理，切磋学术而不尚尊卑，不涉意气的人，这是一群暂短的生命长度却放出了异样光芒的极富创造力的思想家，像一颗耀眼的彗星，掠过学术史的广袤天穹，才一回眸，便消失于遥远的黑暗，但是那道光，却射穿天际！
249年春，司马懿发动政变，控制了曹魏政权，何晏，邓飏被诛族，王弼亦于免官后不久死亡，夏侯玄几年后以谋反被杀，魏晋清谈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西晋初至元康时期，约公元249至262年，在政治气氛恐怖与萧索的情形下，玄学家以竹林名士阮籍、嵇康为代表，清谈，隐居 ，避世，饮酒，在老庄哲学的外衣下，以一种不问世事，放浪形骸的姿态，做官不办事，放达不守礼，他们在思想上与何王学派对立，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公。庄学于此时得到重视，阮籍著《达庄论》，向秀注《庄子》，《庄子》成为清谈重要内容，著作成为清谈的重要补充。嵇康论文多，篇篇逻辑严密，思想上的原创性很强。他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都是独创的见解。这一阶段始于何晏被杀，终于嵇康受刑，是清谈高峰之后的一个低谷，清谈与放荡合流，著论多于谈辩，《庄子》开始受到特别重视。
第三是晋元康时期，公元290年至299年，玄学家以王衍，裴頠为代表，王衍成为新一代清谈领袖。这个著名的琅琊王氏家族里的精英，重新使“贵无”成为风尚。裴頠提倡“崇有论”，反对“贵无论”；两派之间的辩难成为清谈界一件大事，也是玄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有无本末”这一玄学基本命题的进展与完善有重要意义，导致后来郭象提出“独化论”。王衍，裴頠二人不仅是论敌，也是论友，他们相互尊敬，各抒己见，使何晏王弼死后沉寂了40年的魏晋清谈又一次出现了高峰。郭象不仅是一流清谈家，也是一流思想家，他的《庄子注》至今仍是研究庄子最有用的参考书，同时又是一部有自己思想体系的哲学著作。他超越了王衍，裴頠，直追何晏王弼。
最后一个阶段是晋永嘉时期南渡东晋建立，约公元307至356年，玄学家以王导，殷浩，庾亮，桓温，孙盛，许询，支遁等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第三个高峰。这时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齐生死、解脱逍遥的问题便成为玄学的中心内容。其中和尚支遁之所以超越他人而拔新领异，秘诀就是借佛释玄，借玄释佛，为时人所重。支遁一生，于庄子《逍遥游》提出新义，佛理方面提出“即色论”，都是独创的认知。他行事在名僧与名士之间，足迹在名山与名都之间，治学在佛学与玄学之间，成为那个时代最聪明的一个人。
东晋以后，玄佛合流，佛学取代了玄学，中国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清谈误国论可以休矣
玄学结束了，但是，在中国的学术史上，魏晋清谈所产生的玄学，却是中国思想史上的深刻变革，正是玄学，扭转了两汉儒学独尊的局面，把中国学术从太学讲经，重视章句家法的两汉学术变为广纳百家，以书院讲学为主要形式，追求义理圆融贯通的唐宋学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痛苦熔炼，秦汉的中国变成更博大文明的唐宋的中国。
魏晋清谈，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她真正的价值，甚至把清谈误国的帽子扣到她的头上，但是正像谢安回答王羲之的话：“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国家及朝代灭亡是政治与军事没搞好，与谈心性求真理没有关系。王导谢安都是清谈高手，同时也是高明的政治家，夏侯玄，钟会，桓温同样是清谈大家，同时也是屡建奇功的军事家。清谈是学术，是思想，不是政治，它与社会，国家，政治有关系，但不是清谈误国论者所狭隘认知的那种关系，政治的要归政治，学术的要归学术。
隋朝统一中国后，清谈消失了，因为科举制度的建立让知识分子有了新的奋斗目标，新的兴趣中心，新的竞争方式和新的游戏规则，所以，它的消失非常自然。没了清谈，隋朝之后仍有那么多朝代唐呀，宋呀，明呀，清呀相继灭亡，这说明，误国的真不是清谈。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望和聆听那一段最美妙最动人心魄的魏晋清谈吧，尽管真正听懂她是一件谈何容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