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所有的光芒向世间绽放你是这样的聊城人（中篇）

朋友们，上一期的聊城人中我选了三位古代杰出人物进行讲述，接下来我要讲的是三位现代聊城人，因为聊城不光古来有伟人，现代也有了不起的大家，了不起的全民族共同认可的大英雄。他们分别是两任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一位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级别最高的将军。

他们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中华文化史、中华抗战史上，他们同样把所有的光芒向世间绽放，同样谱写了伟大的聊城人赞歌。因为要介绍的第一位在中国现代教育及学术思想史上属于重量级人物，我把他单独成为一期谈艺录，是为中篇。

鲁西相府显族傅家之子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出现了三次思想大解放的黄金时代，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诞生了中华文明中最具影响力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诸子百家中的老子、孔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公孙龙、墨子、孙子等，是我们传统儒道法名墨兵等各种学术思想的大哲人，他们的学说，光耀整个人类的思想史；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思想解放、个性张扬、信仰自由的时代，也是人物风神潇洒、英雄辈出的时代，玄学代表人物如何晏，王弼开创了“天下万物皆以无为本”的“正始玄风”，同时佛教兴起，与玄学道学相融合，影响了此后整个中国文化的演变；第三次是清末民国时期，受西方影响，从洋务派改革到后来的戊戌变法，由康有为、梁启超一批开明学者带动整个社会掀起了“广开民智”的思潮，否定儒学，吸收科学技术和立宪法制，建立现代学校和报刊。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刘半农，赵元任等人高扬民主和科学的启蒙旗帜，推广白话文和大众教育，首次确立民主和共和的思想，革新了整个社会观念。

在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新文化运动中，就有我要介绍的一位杰出学者，被胡适戏称为“人世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聊城傅斯年。

傅斯年（左）与老师胡适（中）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梦簪，字孟真，聊城城关（今聊城市东昌府区）人。出身于鲁西名门显族，始祖傅回于明朝成化年间自江西永中县到东昌府冠县出任县令，七世祖傅以渐是清朝的开国状元，道德文章为一时之冠，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此后几代，多有州郡达官者。至十一世，即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博通经史，文武兼备，却淡泊功名，自此傅家与政途绝缘。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1894年乡试中举，但未入仕途，后到东平县龙山书院任山长，执教6年，不幸中途病殁，时年39岁。家庭重荷落在了他的母亲李叔音身上，而此时傅斯年才刚刚9岁，他的弟弟斯严仅7个月。傅斯年三四岁的时候，就由祖父教其识字，不满5岁就入聊城古楼街北东头的私塾学习。放学回家后祖父督导读书写字，未有丝毫懈怠。傅斯年后来回忆说：“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赐。”

聊城东昌优美的自然风光，深深地印在傅斯年的童年记忆里。他后来去北京大学读书时，1919年深情地写下《老头子与小孩子》一诗怀念祖父和家乡，发表在《新潮》杂志上。

三日的雨,

接着一日的晴,

到处的蛙鸣,

野外的绿烟儿濛濛腾腾。

远远树上的知了声；

近旁草底的蛐蛐声；

溪边的流水花浪花浪；

柳叶的风声辟呖辟呖；

高梁叶上的风声吵喇吵喇；

一組天然的音乐, 到人身上化成一阵浅凉。

野草儿的香,

野花儿的香,

水儿的香,

团团地钻进鼻去，顿觉得此身也在空中荡漾。

这一幅水接天连，晴霭照映的画图里,

只见得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

和一个八九岁的孩子,

立在河崖堤上。

仿佛这世界是他俩人的模样。

美丽的聊城徒骇河风光

美丽的聊城大运河

五四爱国游行队伍中的抗旗手

1908年，在傅斯年父亲傅旭安的学生侯延爽的资助下，未满12岁的少年傅斯年来到新学较盛的天津，次年春，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开始接受新式学校教育。191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因文史功底扎实又特别努力，成为著名国学大师刘师培、黄侃的得意高足。

傅斯年考入北大预科与弟弟合影

此时，一场震动我国思想与学术界的新文化运动兴起，北大成为这一运动的摇篮。新文化运动的惊涛骇浪使思想敏锐，易于激动又敢于议论的傅斯年一变而成为其中呼喊冲杀的斗士。他一方面撰文投寄《新青年》，1918年夏又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北大学生自行创办的第一份杂志《新潮》月刊，傅斯年任主编，以“批评为精神”，提倡新文化，发表大量宣传文学革命的文章及译著，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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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肆意践踏中国主权，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在列强面前显得软弱，使国人异常不满。1919年5月4日，傅斯年以北大集会主席、北大学生游行总指挥的身份，率队来到天安门广场，下午，扛着大旗走在示威队伍的前面，和愤怒的学生一起火烧了亲日分子、时任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家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时任驻日公使），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而傅斯年，也由文化批判的精英转变为社会批判的精英。

现在每年5月4日，都是我国的五四青年节，即为纪念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发起的爱国运动，这里面，永远有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队伍最前列的身影。

“五四”前后的两年，是傅斯年一生中思想最激进，写作最旺盛的时期，在《新青年》、《新潮》等发表文章54篇，大力鼓吹文学革命，犀利地剖析旧文学的根本缺点，尖锐地指出中国学术的种种谬误，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及伦理纲常，明确指出改造中国社会一是要掀起一场唤起公众责任心的“平民运动”，二是要破除旧道德，建立新道德。而改造中国的力量，就是个性解放的人本主义的新人，这些思想和文章使他成为反封建阵营中的猛勇斗士。

1919年夏，傅斯年考取了山东赴欧官费留学生。出国前他曾回聊城老家省亲。他登上光岳楼，并有感而发，写下了《阴历九月十五夜登东昌城》：

“年来梦不断，

醒后每追羡，

梦境息息刻刻变，

还记得他的景色……

行止一般的年牵连，

无意愿，

孤伶伶的立着想，

心绪结成些团团，

赶紧回家……”

东昌是傅斯年的家，这里有他生命的根，梦境息息刻刻变，还记得他的景色。赶紧回家，这就是傅斯年心中的聊城！

1920年2月傅斯年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1923年，入柏林大学哲学院，学习比较语言学，比较考古学等。1926年冬回国。7年的留学生涯，除主攻心理学，哲学外，兼治生理、化学、数学、物理、文学、历史、考古等，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1926年冬天,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傅斯年又一次回到聊城,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他把聊城看了个遍，曾经的学校,曾经的家,老城墙,光岳楼,包子铺……慢慢看，慢慢走,仿佛要把这一切都装进心里。

傅斯年16岁在天津读中学时，由祖父和母亲做主，与聊城绅士丁理臣之女丁蘸萃姑娘成亲。对于这段并不情设意合的婚姻，傅斯年深为痛苦，只好像胡适与鲁迅等人一样听之任之。傅斯年留学欧洲归来，决心要与母亲娶的那位“儿媳妇”一刀两断。1934年夏季，傅斯年与丁氏媳妇在济南协议离婚。同年8月5日，与名门闺秀俞大綵在北平共结百年之好。

俞大綵出身名门官宦之家，父亲是俞明颐，母亲是曾国藩的孙女曾广珊，伯父是晚清知名于诗界、教育界、政界的俞明震。1904年出生，排行老七，幼冲之年即受新式教育，及长，求学于上海沪江大学，长于文学，尤擅英文，写得一笔好字，作得一手绝妙的小品文章。任台大英文教授，作家白先勇是她的弟子。1925年，傅斯年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和她的哥哥俞大维（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国防部长”）从相遇到相知，成了莫逆之交。俞大维从中牵线搭桥，傅斯年与比自己年轻10岁的俞大綵缔结连理。名门俞家及其亲属涌现了数位举足轻重推动中国晚清、民国、共和国历史走向的大政治家、大文化家，级别之高地位之尊列示出来震动华夏神州，此处暂不作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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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与俞大綵

中国现代教育和现代史学的一座丰碑

回国后傅斯年在教学与研究中大显身手，代理北京大学校长，筹备中央博物院，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长达22年执掌这个集中国现代语言、历史和考古学于一体的最高学术机构，培养了大批人文社科领域的大师级人才，成为当时中国学人精神领袖。也正是归国后的教育与学术成就，使傅斯年最终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是为数不多的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名人，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简单来看一看傅斯年的重要影响及学术成就：

一、现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学贯中西的经历，使他提出建立科学东方学的计划。对世界的理性认识，承认中西方的差距，主张实实在在的赶超。敢于批判现存社会制度，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愚民政策，主张用法律建设法制国家。他在担任国民参政员时，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抓住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导致孔祥熙下台。1945年6月，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1947年2月15日，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对宋子文的胡作非为进行了猛烈抨击。朝野震动，宋子文只好在社会上的一片反对声中辞职。这个当学生时就痛打过章宗祥的傅大炮，向中国最高四大家族中的孔宋两家开火，其关心国事，敢于挑战的斗士精神，当其时和其后再也没有第二人。追求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及个人独立的主体意识，去观察社会，评论社会，探讨学术。突破传统成见，认为商纣王是大英雄。陈独秀被捕时，不以党派或团体成见，与老师胡适等人多方设法营救。人格独立使他专心向学，以学术安身立命，回绝高官厚禄，以自由学者终其一生。富有民族气节，是坚定的爱国者和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主义者。推崇民族大义，把维护国家统一作为“书生报国”的神圣职责，被时人称为“狂热的爱国者”。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傅斯年联合几位学者，奋笔疾书，写下《东北史纲（初稿）》第一卷，从民族学、语言学角度，用大量史料，证明东北原本即是中国领土。1932年，与胡适，丁文江等人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反对对日妥协，制造抗日舆论。抗战胜利消息传来，傅斯年欣喜若狂，拿着瓶酒在街上大喝，手杖挑着帽子狂舞。接收北京大学过程中，摒弃汉奸文人学者，不录用伪北大教职。

二、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贡献。追随陈独秀，胡适，提倡文学革命。认为文学是真正自然表达人类感情的工具，本于人性自然，毫不掩饰，感情自然流露的才是真正的文学，主张把民间鲜活的白话口语引入文学，表达文学。破坏旧文学的信仰，建设新文学的灵魂。改良戏剧作为传播新文学的手段。反映共和时代的文学，开放的文学，崇尚思想和自由的文学，就是新文学精神。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国民依附迷信的劣根性。建议发起一场改造国民性运动，唤起国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树立“公正福祉”的人生观，建立符合人性的社会准则。主张将西方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引入中国学术界，建立以人的创造性为本的学科体系，进行分科的精确性研究，由此提出在中国建立科学的东方学。提出激进的“新潮”思想，主张用拼音文字代替汉字，掀起打碎一切旧偶像的“偶像破坏运动”，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绝对的权威，凡是不符合人类平等利益，都应受到否定。站在自由主义价值观上，提出废除军队，否定国家暴力的“废兵”主张。倡导甘当破坏旧世界的超人和疯子，高扬本能意志的作用。强调主观意志，自愿献身新文化的创造，做“日月未出之前的烛火之光”，这种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使其成为五四时期最受注目的思想先锋。

三、奠定现代史学发展基础。傅斯年自1928年正式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直到去世，长达22年，以他为核心开创了以科学史学著称的“史料学派”，对中国现代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提出“科学史学”概念，主张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建立历史学，“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科学”，建立“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保持史学的客观性，摒弃史论、“历史哲学”和“致用”等主观性内容。提出一系列与科学史学相适应的史学方法。实证与比较相结合，用语言学方法来追寻史料考证其真伪。积极提倡集团研究方式，以史语所为大本营，聚集，培养大批学者，集团化分科化研究，使历史学研究人才集中，资料集中，研究旨趣统一，不再是政教附庸和贵族余兴。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1929年6月迁北平后，调整成立了历史，语言，考古三组，不长时间里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语言组对全国各地方言，文字，制度和风俗调查以及明清档案整理，历史组对史事，文献做大量考据，考古组在1928年至1937年，对安阳殷墟遗址进行15次发掘，出土带字甲骨24832片，促进了中国原始社会史、人类发展史和古代史研究。

李济，梁思永，傅斯年（右二）安阳小屯考古照片

一个以追求“科学”，“客观”的史学为目的，“收集”和“考订”材料为内容，以“求真”和“务实”为风格的学派——科学史学派在傅斯年的领导下形成了！傅斯年也成为这一学派的创立者和精神领袖。主张用历史学来开启民智，培养现代国民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抗日战争时期，他撰写《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等文章利用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鼓舞抗日士气。

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旧址

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傅斯年（中）梁思永（左）董作宾（右）纪念雕像

四、建构中国现代教育理论，对中国现代教育产生重要影响。傅斯年大部分时间服务于教育，先后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台湾大学执教，同时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独特的经历使他于建构中国现代教育理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提出机会均等，做人，能力素质，个性化，平淡无奇等五大教育理想。主张废除阶级教育，实施平民教育。摆脱中国教育受日美影响，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改革方案，强调学生动手能力。反对学校尊孔读经，加大科学知识与技能教育，主张设军训科目，增进爱国意识。学习近代西方科学文明，培养全民适应工业社会的能力。主张教育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使每所学校有相对大的自由办学空间，经学校自由发展的余地。在不违反国家教育法规前提下，学校有专业设置权，教师评聘权，教材选择权等。制定评聘教师原则，教师必须是专家，具有教师资格者，可被任何大学聘用。主张大学是学术教育，应该以学术为本位，大学保持独立品格及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影响。

1949年1月，国民党退出在大陆的统治，傅斯年浮海东渡台湾，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同时继续兼任史语所所长。

台大是以始创于1928年的台北帝国大学为前身，日本殖民台湾时代所建立。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经过半世纪的异族统治，终于从侵略者手里重新回归祖国的怀抱。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台北帝国大学，并于1945年11月正式更名为国立台湾大学。

台湾大学风光

当时中国大地战云密布，兵马倥偬，注定民国政府对台湾政治、经济的重建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上学校里管理紊乱、学潮迭起，办学经费不能及时足额到位，连师资都很匮乏，各种问题乱成一锅稀粥。

台大的几任校长中，任期长者不到两年，短者仅数月。校长频繁易人，校务工作很久未能步入正轨。第四任校长傅斯年上任，立志将台湾大学办成学术中心。他用人唯才，筹建学生宿舍和附属医院，建立敦品、力学、爱国、爱人的校训，很快扭转形势，为台大树立了优良的校风，为其学术研究立下了坚实的根基。

1950年5月20日上午，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的咨询时过度激动，因脑溢血猝然而逝，时年55岁。21日，台大停课一天，下半旗致哀，男生涕泪纵横，女生痛哭失声，吊唁者无不挥泪痛哭。22日遗体火化，上千人徒步冒雨，缓缓送行。12月31日，傅斯年追悼会在台大法学院礼堂举行，蒋介石亲自致祭，礼堂正中悬挂着“国失师表”的挽幛。

傅斯年逝世后葬于台湾大学校园，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傅钟”；其中，傅钟上铸有傅斯年为台大提出的校训，启用后成为台大的象征，每天上下课会钟响21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每年12月20日，台湾大学都在傅园布置鲜花以志纪念，3月26日傅斯年诞辰日则由历史研究所和台湾大学轮流举行纪念傅斯年的学术讲演活动，自1956年始，年年如此，至今从未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