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燕平的记忆里，有一座“宏伟”的老房子，半个世纪过去了，它还在那里，似乎永远不会消失。

在老家的村子里，童年的夏燕平每天推开卧室的窗户，就可以看到这座徽派建筑。那是一个大户人家，房子像有灵魂一样吸引着他，可从四五岁时大人们就发出警告，那是危房不能靠近。几十年来，房子一直有人居住，也伴随着夏燕平的成长，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被拆除。“它没有毁于自然的侵蚀，而是被无情地拆掉了，当时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夏燕平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30年后，他作为总导演拍摄纪录片《中国村落》时，还时常想起那座房子的模样。

《中国村落》被认为是一次“抢救式的拍摄”，事实上，片子的启动已经远远滞后于所向披靡的城镇化进程。有数据显示，2000年时，中国有360万个自然村，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减少到270万个，10年间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6年后《中国村落》开机时，夏燕平不无遗憾地发现，摄制组调研时走访过的一些村落，有些已经不存在了。

仅有7集的《中国村落》，从创意到成片，主创团队花费了近3年时间。前期调研所涉及的村落超过500个，最后实地走访拍摄了100多个村落，摄制组几乎走遍了中国的每一个省份，穿越了4个温度带。

从白墙黛瓦的江南水乡，到银装素裹的新疆禾木村，从错落有致的贵州千户苗寨，到海南岛上唯一保存原生态的黎族村落，从土墙、石砌、青砖、木构、竹舍、茅屋，到水墨江南、黄土高原、田园山水、大漠绿洲，各式村落的美难以言喻，夏燕平说：“亲临其境，它们就如一篇《桃花源记》，回首眺望，也是一卷《富春山居》。”

而让夏燕平感触更多的还不是村落的美。通过调研拍摄，他和团队一次次在千变万化的建筑中，发现祖先的智慧。村落大多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地融于自然环境中，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从不喧宾夺主，从不横行霸道，自然的材料，自然的开展，每一个村落因而也渐成自然，所谓‘自然村’。仿佛村落不是人工建筑的，而是地里‘生长’的。”

于是在首集《如画》中，《中国村落》就用令人屏息的绝美画面，展现了村落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或应“天命”设太极星象村，或图“风水”设阴阳八卦阵；围屋是因为此地有匪乱，干栏是因为此地多潮湿；笔直的青石路远对笔架山，两口池塘是墨砚和笔洗，这是文房四宝村；一池半月水塘作“牛胃”，一泓蜿蜒碧水是“牛肠”，这是遵循仿生学原理建造的安徽省黟县宏村……

位于黄土高原上的河南陕县庙上村，由于缺乏建筑材料，人们因地制宜，将房子建在地下，创造了冬暖夏凉的“地下四合院”——地坑院。地坑院的中心设计低于周边约30厘米，并在偏角一处挖掘直径1米左右、深度达4米—6米的水坑，用来积蓄雨水、排渗污水。

安徽一处村落根据河流建造房屋的智慧，也让夏燕平印象深刻，“建好之后，河水或从一些人家门前流过，或从一些院落中心穿过，这样家家户户都有水喝，不用绕路打水了”。

江西的篁岭村依山而建，由于没有足够的空间，家家凿窗采光，户户支架晒物。每到秋天，五彩缤纷的农作物被装入晒匾中，晾晒在各家各户的屋顶、眺窗上，鲜艳的色彩扑面而来，俨然一副浓墨重彩的秋季画卷。

其实《中国村落》关注更多的，是生活在村落中的人，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精神生活：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800多年间代代清官、朝朝良民，靠的是人人遵循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的《郑氏规范》；山西晋中盆地的乔家、常家、王家大院，“晋人善贾”的灵魂是诚实守信……街巷、里弄、胡同，在村落里形成了有序的房屋排列，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邻里关系。这些以文传家、以商传家、以仕传家、以耕作传家的世家故事，组成了村落中的礼俗社会。

“富裕人家告诫自己说‘富不过三代’；破落人家安慰自己也说‘富不过三代’。其实，有富过三代的，而且还不少，你去看看中国的村落。”夏燕平说，今天，除了贞节牌坊被时代推倒，忠诚、孝尊、仁义等，依然是中国老百姓不变的推崇。良好的家规、家风，时至今日，一直是修身、齐家的不二法门。

在夏燕平看来，一个个风貌各异、风韵犹存，承载着历史与故事的村落，就是一个个有机体，是一个个活的系统，保留着乡土中国厚重的传统和绵远的记忆，也承载着中国人最核心的价值观，“在风景层面的，这是一部‘明信片’，风景如画；在文化层面的，这是一部‘记录’片，记着乡绪”。

“村里的小街很短，但环境很美；我们的邻里不多，但大家的关系很近。”从小在村落里长大，“小而美”的村落，是夏燕平离家之后的一抹乡愁。

然而，多年后再次返乡，过度欲望下野蛮无序生长的村落让他目瞪口呆。家乡已经成了全国著名的圆珠笔生产基地，人与自然的和谐被打乱了，房屋被建在河边、池塘边，甚至还有的建在了哺育一村人多年的古井上。亲密互助的邻里关系消散了，谦虚、礼让的氛围不在了，“每个人对家乡都是不舍的，但我不愿意看到家乡现在的样子”。

“优美的村落不在了，我们失去了故乡。”在总导演手记里，夏燕平沉重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找不回故乡，成了一代人共同的哀怨，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拍摄过程中，摄制组发现很多村落面临搬迁，建筑破败，原址几乎成为废墟。对于一些现实生活中已经面目全非的村落，他们不得不用3D技术来还原它们还没有被破坏时的样貌。

一些村落房子虽然还在，但出现了“空心化”，只有留守的老人小孩。另一个可怕的问题是商业化的侵袭：千年石板路上铺水泥，百年石头墙上刷石灰，村子变为旅游景点，原住民离开了，小贩们叫卖的“土特产”连当地人都没见过……

多年来走南闯北的夏燕平有个特殊本领：听人讲两句话，就能听出他的老家在哪儿，不过慢慢也“退化”了，“现在年轻人都不会说本地话，普通话就没有当地的口音了”。

“如果村里的人不讲村里的话，就如同村里没有古建筑都是砖混结构，没有当地人都是外来客，没有农家菜都是肯德基，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村庄。”夏燕平认为，中国村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力量关注村落，保护村落，但是村落里重要的灵魂部分，一般无人注意，方言就是这样一种村落里的灵魂，“方言里有太多的‘文物’，太多的文明密码”。

经常有朋友请夏燕平推荐值得一去的村落，想来想去大脑一片空白，遍地“尸骨”，鲜有“灵魂”。

在夏燕平看来，比建筑形式的毁坏更令人担忧的，是正在随村落消亡的民风民俗语言文字。最近几十年，中国传统意义的乡村大多在城镇化进程中开始同质化、拆旧建新、向城镇看齐、千村一面、万人一音，过去千姿百态的乡村越来越像一个模子里印出来一样，失去了形式上的多样性和风俗上的多元性，变成一个个没有文化灵魂的建筑“标本”。

近几年，遍布全中国的古村落保护和利用措施、美丽新农村规划和建设，给中国村落的“再造”带来了新的生机。《中国村落》最后一集《再造》，就展现了人们对毁灭之后再造的各种探索。

同济大学阮仪三先生几十年来奔波于各种古村古镇之间，疾呼保护和发展。许多价值无可估量的古村古镇在他的眼皮底下被野蛮拆毁，也有为数不多但弥足珍贵的古村镇在他的努力下死而复生，生而显赫。

被称为“村长教授”的中南大学教授胡彬彬，自上世纪80年代初始，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田野考察，用脚步丈量了长江、黄河流域的4700多个村落，积下了500万字的田野考察札记，3000多卷胶卷和近20万张数码照片，近千张村落建筑手绘式样图，终于把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推向了国家文化保护战略。

“在城镇化这条高速车道上，每一天、每一刻都有传统村落被碾落成尘。”著名作家冯骥才曾经疾呼。在《中国村落》里，冯骥才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再度发声：“我们的祖先是从村落里走出来的，现在的城市也是从村落一点点发展起来的，村落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园。”

在这场中国村落的保护战中，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各种力量都在聚集。各种保护方案中，夏燕平最期待的，是让村落不仅保有“尸骨”还有真实的“血肉”和“灵魂”。一种“系统的、高格的乡村实践”在云南省洱源县的凤羽古镇展开，灵魂人物是《新周刊》的创始人封新城，“他对中国村落的思考，不止于宜居的空间，更在于土地的生产方式和农民的生活品质，不仅保护了古村落，而且把村里那些出去打工的白族兄弟都吸引回来种地，不施化肥，种出农作物真正原始的味道，通过种地就能获得尊严”。

“我们会尽力展示出村落各个方面的保护和发展状况，特别是保护的方法。但我们发现，不管是哪种方法，都有一些问题。所以到最后一集时我们不想再争论了，我们希望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靠个人和地域来保护这些村落其实都有点难。”夏燕平坦言，现在谈保护，其实已经为时过晚，“我们拍了几个月后发现，很多村落都要拆了。我看了很多村子，其实只要把住宿条件这些问题解决了，村子基本上就可以保护下来。现在是村子拆了就拆了，然后建一堆垃圾房子，看得人眼泪都要出来了，但是也只能一声叹息。”

夏燕平也看到了一些再建的民宿，“进去以后悲喜交加，外面还是古老的泥墙，里面就是个宾馆，完全没有民宿的感觉。但你说不让他们这么做的话，很可能连外面民宿风格的墙都没了。”

“对于消失的村落，我们不能只剩下一声叹息。”夏燕平说，当初拍这部纪录片，就是想让观众从内心深处感受到我们失落的东西是多么可惜，从而思考怎样保护村落的文明。

这几年，借着出差和度假的机会，夏燕平时常回到曾经拍摄过的那些村落，有的忙再造，有的已消失。夏燕平承认，随着时代的发展，维持或者恢复许多村落的原貌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我们能做的，是保住村庄的历史，保护它们的生态环境，保有它们的“灵魂”，但他也时常被村落里的一些景象困扰：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被时空穿越“移植”到内蒙古，山西为了突显乔家大院的价值，拆除了周边院落，镜头摇起来，孤零零一个大院，四周一片瓦砾……

夏燕平说，从村落到城市，人类大约花费了一万年的时间。如果把这一万年比作一小时，那么，直到最后的4分半钟，我们才开始进城，而在中国，这一普遍的情形还要晚，晚到最后的一分半钟。有趣的是，只在城市里呆了一分半钟的我们，很快便开始怀旧，眷念起刚刚离去、却又挥之不去的村落，“这是一个集体怀旧。这是一个国家怀旧。这很可能，也是人类共同的怀旧。这种怀旧，不是老之将至的怅然，而是家业中兴时的不忘初心。”

对中国村落，夏燕平有个比喻，它是中国文化的地下层，“无它，便无有中国文化的高楼大厦；因它，便应有中国文化的树大根深”。

“浙江有一个建于唐朝的古老村落，因为修建水库不得不整体搬迁，村民们非常不舍，于是做出了一个傻傻的又特别让人感动的决定：把拆下来的一砖一瓦，每一块石头，每一个房梁，统统保留下来，希望什么时候有了钱选个地方重新把它建起来。”村民们对村落的情感经常让夏燕平感动，而这份感动也被他和团队融化在《中国村落》的每一帧画面里，除了至美的田园风格，他们更想告诉观众的是一个国家的来龙去脉，是这片乡土的前世今生，以及这方人群的行走轨迹与未来进步的方向。

1992年，夏燕平拍过一部片子《我们走在大路上》，讲述农村人兴高采烈进城的故事。30年后，他拍摄《中国村落》时，发现了很多在水泥森林中向往田园生活的都市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轮回，而是一个社会进步。”夏燕平很确定，这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在村落中建民宿，到古镇中去“隐居”，因为“田园与村庄是土地上天然生长出来的产物，是我们埋藏在血液中的向往，它们将以不同的形态与我们和谐相处”。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