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老家，最怕被亲朋好友问，你什么时候生二孩啊？”老家在山东，如今在北京工作的高佳洁春节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公公婆婆家那边，许多人都生了二孩，他们一直有意催我再要一个。”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我国二孩数量上升至883万人，较2016年增加160万人，二孩占新生人口数量的51.2%，较2016年增加11个百分点，这也是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首次出现二孩出生数占比超过50%。

  二孩刚至，育龄女性人口已减少

  即便二孩出生占比增长，但另一组数据却并不让人乐观。2017年的全国出生人口依然较2016年下降了63万人。为什么二孩出生比例上升了，出生人口却下降了呢？

“我是1994年上的小学，记得当时划片入学，一个班40人招了4个班，等我们小学毕业时，同样的片区，只招了3个班，每班不到30人。”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如今30岁的孙璐发现，自己似乎什么时候都赶上了“人最多的时候”，“包括上学、高考和生孩子。”她高考那年，全北京市的考生为12.6万人，为历年最高，而她上初一时，新的小学一年级小豆包，到高考时只有7.3万人参加考试。

  这样的现象不只北京一地存在。30年前的人口变化，影响着如今的出生人数。我国出生人口的顶峰值是1987年，当年出生人口为2508万，之后开始逐年下降。这就意味着，生育年龄在20~29岁的女性数量，如今正在逐年减少。与2016年相比，去年我国20~29岁育龄女性数量减少近600万人。1987年人口顶峰时出生的女性，到2017年时已经30岁了。

  不过，即便育龄女性数量在减少，“全面二孩”政策还是对人口数量提升贡献不小。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仍然远高于之前数年的平均水平，比2015年多了68万人。2016年和2017年出生人口都超过了1700万大关，而分别为1786万和1723万，而更早一次达到1700万大关，还是2000年的时候。

  但是，育龄女性数量下降，并非出生人口下降的唯一原因。因为从人口出生率角度来说，2017年出生率为12.43‰，尽管为近十年来第二高，但较2016年的12.95‰仍有所下降，育龄女性生育二孩意愿依然有待提升。

  多生一个，不只是因为孤单

  “与其说多生一个孩子，是不让孩子孤单，不如说是不让自己晚年孤单。”今年，刚刚生了二孩的刘洋告诉记者，自己之所以打算要二孩，是始于前年家族的一次葬礼。“老人去世时，子女在一起处理，而我突然意识到，我作为独生子女，以后要独自处理这样的事情。如果我只要了一个孩子，他所承担的压力更大。更为关键的是，如果这一个孩子出了意外，我又没有兄弟姐妹，没有任何人有义务来赡养我，我百年之后也没有法定继承人，这与我父母那辈人尚有兄弟姐妹和侄子侄女不一样。”

从独生子女第一代到独生子女第二代，家庭呈现“421”结构——四个老人、两个中年人加一个孩子，如果没有第二个孩子，不断缩小的家庭规模，也让家族继承更加脆弱。“要第二个孩子，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宝知道，不是什么东西都是他生来就有，心安理得，不能坐享其成，两个家庭的财产都肯定归他。”有要二孩的育龄女性如是说。

  越来越多的育龄独生子女，已经意识到二孩对于家庭的意义。但是，能不能怀上二孩，却成了许多人头疼的问题。“现在找工作都要研究生，就算高考和考研都没复读，最快毕业也将近25岁了。然后工作稳定下来，不断相亲，确定男朋友，装修办喜酒领结婚证，一番折腾下来也要二十八九岁，要孩子就得30岁了。”从海外读硕回来的周女士坦言，“要第一胎时医生说你已经算大龄了，要第二胎就更不敢想象了。”

  女性最佳生育年龄在23~30岁之间，生育二孩亦然，但社会整体教育时间变长，使得平均生育年龄不断增大。有妇产科医生表示，女性剖宫产后再次妊娠最好是在手术后两年，这也使得不少女性怀二孩时年龄较大，并不容易，工作压力也影响着女性生育能力。

  另外，男性生育能力也影响着二孩数量。浙江省人类精子库的数据显示，近年到精子库捐精的男性，精液质量连年下降，每毫升精液里的平均精子数由2005年的1.3亿左右，下降到2015年的0.67亿。另一个体现精子活力的指标，会向前运动可能与卵子结合的精子所占百分比，由2005年的56.5%下降到2015年的51.6%。在现代社会中，电磁辐射、食品中的雌激素和塑化剂、抽烟酗酒、长期穿紧身裤和泡温泉，都影响着男性生育能力和精子质量。

  应对“四老二小”将是很大的难题

  生了二孩以后，刘洋发现自己再找工作并不容易。“每次人家看我简历，休过两次产假，都会问，你有两个孩子，还有精力上班么，谁来接送孩子？”但是，如果不找工作，仅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又无法填补一家四口日常生活所需。“越往后花钱越多，比如，如果两个孩子以后都想出国呢，总不能送一个另一个不管吧。”

  “两个孩子同时上幼儿园，学费每月就要1万元，还不算课后辅导班，平时的吃饭、玩具、衣服。”如今已经是两个女儿父亲的黄先生说，“最关键的还不是钱，而是精力和社会资源，多一个孩子不是多一双筷子那么简单。能否有足够的精力照顾好两个有年龄差的孩子，能否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公平分给她们俩，让她们日后都能得到很好的发展？或者说，我把能给她们的一份资源分成两半给孩子，她们日后能否竞争得过独生子女？”

  更令黄先生忧心的是，等到两个孩子十几岁的时候，自己的父母也在七八十岁左右。到时候，自己如何应对“四老二小”将是很大的难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老年抚养比为15%，少儿抚养比为22.9%，均为2010年之后的最高值，并且，这两个比例还在逐年上升。在一些大城市，老年和少儿抚养比更高，上海社科院的数据显示，该市2020年常住人口总抚养负担将超过50%，人口红利随之消失。重现人口红利的一个方式就是鼓励二孩，但这又意味着，一代育龄年轻人将背负上较大的抚养压力，形成矛盾。

  这样的抚养压力，不仅是养育成本所带来的，也有置业成本。“和楼下房地产中介聊天之后，婆婆终于放弃了劝我生二胎的打算。”孙璐说，“婆婆说，要两个娃，得多准备两套房子日后供他们结婚，这得多少钱啊？

 来源：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