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中的大美东昌---道口铺之文化篇
看一座城市的底蕴，要看这个城市的民俗文化。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是一座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文化古城。今天，就让我们随着镜头走进聊城一偶---道口铺街道，了解一下令人赞叹的民俗文化吧。
东昌毛笔 聊城一绝
据史书记载，山东聊城东昌毛笔由浙江湖笔经运河传承而来。东昌毛笔制作已延续600余年，始于元朝，兴盛于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在当地民间有“东昌作坊、书笔两行”的说法。东昌府毛笔是聊城一绝。 它选料精良、做工精细、锋长杆硬、刚柔相济，含墨多而不滴，行笔畅而不滞。其基本特征是“尖、圆、齐、健”。东昌毛笔传承了五千年的文化，书写着华夏文化的辉煌，是中国民间技艺的瑰宝。2012年,聊城东昌毛笔制作技艺被省政府确定为省级非遗保护项目。
孙金龙是东昌毛笔主要传承人，熟悉72道制作工序。
60岁的孙金龙是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张堤口村人，16岁学习手工制作毛笔，如今从事这一行当已44年了。据孙金龙介绍，手工制作毛笔，工艺极为严谨，有“千万毛中选一毫”之说。手工制作毛笔有200余种，按规格区分有毫长最大的“抓笔”，可写3尺大字；也有可写豆粒状小字的蝇头小楷笔。按制作原料不同可分为“羊毫”、“狼毫”、“兼毫”、“七紫三羊”等等。制作工艺基本上是沿用三国时期“韦诞法”制作，经过采毛、梳毛、湿理、剔锋、修头、刻管等大小七十二道工艺，方为成品。东昌毛笔的传承人孙金龙，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全部精通72道制作技艺的传承人，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教授称为“国宝级”大师。
清末始衰，但仍有作坊30余家，较大的作坊有余子尚、玉山堂、老文友、魁允堂、恒顺堂等；小作坊有万元长、文元斋、松华斋等。各作坊工匠多者100余人，少者30人。年产200余品种、300余万支。毫毛最大的抓笔用六尺寸猪鬃、羊胡精制而成，最小的毫笔只有半寸。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开科大考，聊城傅以渐曾用本地毛笔写出了光彩照人的文章，深得顺治皇帝的赞赏，并御笔钦点头名状元。康熙皇帝巡幸聊城，也曾用聊城毛笔撰文赋诗，并为光岳楼题写了“神光钟暎”的匾额。清康熙六十年（公元1722年）聊城邓中岳也曾用本地毛笔进京应试，即被康熙皇帝朱批“字压天下”， 钦点为头名状元。另海源阁创始人杨以增用聊城毛笔撰写了《重修光岳楼记》碑文，从此聊城毛笔闻名遐迩。
上图：被誉为东昌毛笔第一传承人的张信岭老先生在精心制作毛笔
民国后，随着木版印书业的没落；毛笔的制作业也逐渐呈现凋零景象。东昌毛笔的制作工人不足200人，年产毛笔的数量也只有50万只左右。1949年后，制笔业又再度兴起，而且从进一步精先原料、改进传统工艺入手来提高产品质量，不仅畅销国内，而且出口销往香港、南洋群岛及日本，东昌府毛笔遂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牌产品。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制笔业再次受到利益冲击。因其由72道制作工序精心制作，年轻人没有耐心，再加上销售渠道不畅通，许多人转而投入其他行业。
东昌府毛笔是中国民间技艺的瑰宝，对它的挽救和保护有以下价值：文化价值：聊城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东昌府毛笔则是凝聚着聊城历史辉煌的名牌，是一个城市文化内涵最好的体现形式。社会价值：对它的挽救和保护，对丰富聊城市东昌府区的文化积淀，弘扬民族文化，推动文化事业的全面发展，促进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素质都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
东昌澄泥 极品艺术
《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一回，宫中专管砖厂的刘太监送二十盆菊花给西门庆，西门家的清客应伯爵见了夸道：“花到不打紧，这盆正是官窑双箍邓浆盆，有年代，禁水漫，都是用绢罗打，用脚过泥，才烧造这个物儿，如今哪里寻去！”这里所说的官窑双箍邓浆盆即为东昌府澄浆玉泥花盆。东昌府道口铺街道办事处郭庄村年纪较大的村民说，解放前在村西南还有澄浆玉泥的作坊。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些彦语：“东昌府有三美，胭脂、澄窑、古井水”，“澄浆玉泥润如玉，出自古城东昌西”。
东昌澄泥砚
东昌澄泥砚东昌澄浆玉泥文化艺术品制作技艺已有700年的历史，2012年,聊城东昌澄泥烧制技艺被省政府确定为省级非遗保护项目。
澄泥砚以沉淀千年黄河渍泥为原料，经特殊炉火烧炼而成，质坚耐磨，观若碧玉，抚若童肌，储墨不涸，积墨不腐，厉寒不冰，呵气可研，不伤笔，不损毫，其功效可与石砚媲美，是砚中一绝。
据《明史》以及其他史料记载，明洪武年尚书郭敦(1370—1431)告老还乡后,利用故乡东昌府千年黄河淤泥和山西手工艺人等有利因素，让其弟郭山在东昌府西南投资建澄窑一座，雇用山西绛洲澄浆玉泥窑工移民200余人，道口铺郭庄郭姓人当时是作为主要技师。
近年来，东昌澄泥砚以发墨粘、绵、均、润、浓等特点，受到了欧阳中石、韩羽、乌丙安、张登堂等一大批国内外书画名家、专家关注。
澄泥制品所用的原料是沉淀千年的黄河胶泥
道口铺澄泥艺术传承人郭太星介绍说，澄泥制品的制作非常复杂。包括澄泥砚在内，所有东昌澄浆玉泥艺术品都需经过十余道工序，取泥、晾晒（风化）、澄泥、揉泥、醒泥，之后才能进入成坯程序。泥坯做好后，要经修型、阴干，然后才能入窑。泥坯要在窑内烧制24小时，开始用小火，中端用稳火，后端用猛火，温度在800℃—1100℃左右，烧好后，还要自然降温两天，不能通风。焙烧环节是最关键的，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变形和裂缝，成为废品，成品率在一半左右。 澄浆玉泥因泥质、制作技艺、烧制火候及时间等因素的差异会产生制品成色变化，这个过程也叫做“窑变”。烧窑、出窑后，还要经秘方中药蒸煮，如此一来，从泥浆到成品需要五六年的时间。
29岁的李子辉是山东聊城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办事处安庄村人，2014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求学期间，他先后赴佛山、晋江等地学习，积累了丰富经验，创作了许多获奖作品。 毕业后，他投资20万元，在家乡建起了自己的工作室和窑炉，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 他的作品先后6次，入选国家级陶瓷艺术展，8件被陕西省富平国际陶艺博物馆收藏，2014年创作的《中国梦之归途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李家陶艺坊作品
李子辉对澄泥作品——《苏庄战役》现场整形，准备上窑烧制（2016年6月16日摄）。
李子辉的柴窑刚出炉的陶器
李子辉正在和泥
东昌木版年画 环环都是真功
东昌木版年画的生产已有近３００年历史。
目前，东昌府木版年画散落在民间的刻版艺人可谓寥若晨星，并且大多已近耄耋之年。而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66岁的郭春奎，从设计、绘画、刻版到印制、包装无所不通，算得上东昌府木版年画传承人中全能高手。
在东昌府木版年画传承大院里，“非遗”传承人郭春奎制作的各式各色的木版年画作品摆满展示大厅，雕版、木版年画的制作工具占据了院落的主要位置。郭春奎对木版年画情有独钟，对东昌木版年画的传承发展也有很大的信心。
在郭春奎的永兴堂民俗文化传承大院工作室内，他正在对 一幅年画进行重新刻版。木版画的传承，一项重要的技艺就是刻版。只见案台上摆放着木把小刀、小铲、凿子等约20件工具。郭春奎说，东昌木版年画可分为神像、门神、吉祥如意三大类。木版年画历来只有“草版”，即只印不画，全印用木版套印，在塑造人物时往往采用夸张的手法，采用纯色套版印刷。制版前，首先在选好的木板上将要雕刻的图形用笔画出来，然后进行刻版。随后，郭春奎向参观者展示了木版画的印刷流程。“一种色一个版，线版是头一色，也是黑色的，待线板印刷干燥后再印其他版，一幅五颜六色的年画需要五六块套版，并且每一次印刷都必须高度吻合，不能有丝毫错位，否则，印出来的木版画就成了废品。”
在郭春奎的永兴堂内，“喜生状元郎，凤落金宝地”“观音”“灶君”“游湖借伞”“白虎大堂”“战马超”“秦琼敬德”“麒麟送子”等等数十个种类的木版年画和吉祥画应有尽有，并且装裱成了艺术品，走向市场。
铜铸工艺 举世惊艳
在道口铺铜雕工艺口厂二楼展厅内，一行人不禁被大大小小几十座西洋钟表和铜雕艺术样品震撼了。用金碧辉煌、璀璨瑰丽、流光溢彩来形容它们一点都不过分。“这件叫天使蓝瓶钟，属于精细铜雕，加上24K鎏金，采用的是德国赫姆勒双铃机器;旁边这件是希腊海神座钟，被外国政要当礼物送给了普京，目前正放在克里姆林宫……” 琳琅满目的工艺品在铜铸工艺马家传人马先明的介绍下更是增添了几分神秘。尤其是其复制的“九层宝塔钟”，原件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全世界仅有一件。铜镀金镶嵌、八角形塔座，三面均有珐琅表盘，正面为钟表、两侧有温度表和湿度表，还有机械传动和音乐等，将中西古典宫廷精品技艺发挥到极致，可谓高端华丽，精巧玲珑，古朴典雅。
东昌府铜铸雕刻制作技艺主要分布在运河西岸，现在集中在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和堂邑镇等地。道口铺高马村铜铸雕刻制作技艺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其先祖先是经营银器制作，技艺精湛，但因农村受众相对较窄，遂将兴趣转移到铜器上。
在参观中，我们了解到东昌铜铸工艺要经过熔模铸造、造型、修型、披壳、浇注铜液等十几道工序。马家传人使用的是‘失蜡铸造’工艺。即先用蜂蜡做成模型，再用耐火材料填充。加热烘烤后，蜡模熔化流失，整个铸件模型变成空壳，再往里浇注熔液，便铸成器物。铸造出铜坯后，要进行铜坯修整、打磨、铜雕刻、錾刻等。要求工匠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还要有相当高的意志和耐性。
艺精于勤。马家传人游历八方，访古迹，求师问友，得益于生性聪敏，巧于手工制作，终有所成，至今历经十余代。马先明及其兄长马先民经过潜心探索、积累经验和市场调研，对研发设计、开模、铸造、精雕、鎏金、镀金等手工艺制作技艺进行改进，在传承中华经典的基础上，开发融观赏价值、使用价值和收藏价值为一体的产品。目前，东昌铜铸雕刻制作技艺被收录东昌府区第六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名单。
“白胡子苍龙”舞东昌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昭示着尊贵和威严。民间舞龙灯表达了人们对龙的崇拜，也反映出对风调雨顺年景的向往。
龙灯的形状多样，但龙头颚下的龙须颜色基本上都是黑色或红色，而东昌府区道口铺龙灯的龙须却是白色的，在民间是出了名的“白胡子苍龙”。
79岁的郭文灿是道口铺办事处道口铺村人，他一直关注着龙灯的发展。他说，关于道口铺龙灯挂白胡子，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清朝开国状元、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傅以渐回家省亲，当地官吏召集辖区几十个舞龙队，载歌载舞热烈奉迎。傅状元端坐光岳楼上，看楼下热闹非凡，甚是高兴。忽然，从远处传来铿锵锣鼓声，道口铺舞龙队步伐稳健缓缓而来。一看是道口铺龙灯队，道路两侧商铺高悬的彩灯忽然下落，距地不足一人高。路上其他的龙灯队也乘机阻挠，道口铺龙灯队沉着应对，舞龙队员一边跪行前进一边表演。傅状元见状，连口称赞。
龙灯队抵达光岳楼下广场进行汇演，别的龙灯队嫉妒道口铺龙灯队的表演出色，串通起来在表演中处处刁难道口铺龙灯队。表演到最后，尽管道口铺龙灯的龙衣被别人烧毁，但表演气势磅礴，令傅状元赞不绝口。傅状元高兴之余，立即令人给道口铺龙灯队制作一架纱制龙灯，特许可以挂白胡子。自此，道口铺龙灯挂白胡子的习俗一直沿袭至今。
龙灯表演一般在春节、元宵节和农历二月二，舞龙队员穿戴好黄色的武士服，手执龙杖在锣鼓队的引领下，边走边舞，后面尾随很多观看表演的群众。
龙灯队组织人之一郭林介绍说，道口铺龙灯表演时鼓点紧凑、节奏感强烈。在鼓乐声中，龙灯摇头摆尾，缓步出场，龙的威严活灵活现。随后，一人手执龙珠快步出场，舞龙的队员奋力追随，龙灯上下翻滚，时而腾跃、时而流动、时而盘起，令人眼花缭乱。
郭文灿说，夜晚舞龙灯更具特色，龙腹中点燃牛油制作的蜡烛（不滴不灭），龙灯通体透明，火龙上下翻滚，鼓点紧凑时如电闪雷鸣、飞龙在天，景象极为壮观。
据介绍，道口铺龙灯舞中，经典动作就是“龙盘柱”，龙首高高翘起，龙身一圈圈围拢，民间就有“龙盘柱、一定富”的说法；舞龙中的“卧龙”，更是道口铺龙灯舞中的一绝，舞龙者们在蹲步前行时，照样把龙灯舞弄的活灵活现。
东昌府道口铺竹马舞
竹马舞是道口铺办事处的特色文化，也是聊城有名的民间舞蹈形式。“竹马舞”是春节期间民间的一种花会形式，多在元宵节前后表演。表演竹马者一般要求4男4女，分生、旦、净、末、丑等角色，正生骑红马，青衣（俏闺女）骑黄马，小生骑绿马，花旦（花大姐）骑白马，小丑骑黑马。竹马的表演在跑动时，各角色分工明确，各司其职，配合默契，以走场为主，有“双进门”、“开四门”、“水溜溜”、“绕八字”、“蛇蜕皮”、“十字靠”、“剪子股”、“跑圆场”、“三龙出水”、“南瓜蔓”等十余种。演员手中的道具，或马鞭，或刀枪剑戟，或棍棒，根据人物身份选定。表演者通过表情、姿态和唱腔，表现剧情和人物性格。表演时，伴奏乐器多为锣、鼓、镲等打击乐器。目前，这种活动已与秧歌、戏曲小唱如弦子戏、三句半、吕剧、豫剧等有机结合，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内容更鲜活的寓教于乐的民间娱乐健身运动。每逢节庆，五颜六色的群马，生龙活虎，跳跃奔驰，大大活跃了节日气氛，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龙头凤尾花竿舞
说起花竿舞的由来，89岁的马兆山兴致很高。他说，听前几辈老人讲，明朝万历年间，道口铺街道办事处高马村有一高姓乞丐，自幼父母双亡，后浪迹江湖，靠乞讨为生。为赢得施舍者的欢心，高乞丐找了个竿子，将竿身打磨铮亮后涂上红白相间两种颜色，乞讨时当众一耍，引来众人围观，观众不住啧啧赞叹，食物、银两纷至沓来。于是，花竿舞迅速在行乞者中传播开来，他们结队求乞，在载歌载舞中为施舍者祝寿祈福，让施舍在一种愉快的氛围中进行，既富有情趣又不失体面。不久，高乞丐就成为远近闻名的“花子头”。正因为花竿舞最早由高乞丐所创，所以，人们后来送高乞丐一绰号——“高花竿”。
为讲究体面，“高花竿”后来将绣花丝线缠成拳头大小的的白须龙头，将龙头用铜丝或铁丝牢牢系在花竿的一端，另一端则系一簇娟花状的鲜艳凤尾，人们后来称这种玩耍技艺为“龙头凤尾花竿舞”。
因龙头凤尾花竿舞具有活泼、健身、喜闻乐见等特点，当地百姓经常趁闲暇时玩耍。到清代乾隆年间，它已发展成为一种群众性的娱乐健身活动。
对于玩耍花竿舞，当地曾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宁看高马的光脊梁，不看月河的花衣裳。”高马村和附近的月河村是一穷一富。两村百姓都喜欢耍龙头凤尾花竿舞，较为富裕的月河村，演出时均穿五颜六色的戏装，而穷一点的高马村虽然演技高，但买不起演出服装，只好光着脊梁上阵。而每逢演出时，两村的演出队伍还经常不期而遇。没看过花竿舞的观众先是将月河村的场地围得水泄不通。待耍起来后，大批观众又跑到高马村的场地前，细品花竿舞的独特魅力。有人就说，“别看高马队光脊梁，但舞得好！”后来，“宁看高马的光脊梁，不看月河的花衣裳”一说便广为流传。
解放前后，高马花竿队曾多次到当时的堂邑县参加汇演。因花竿舞得好、曲儿唱得好，上世纪80年代以后，该村群众又自发组织了两支花竿队自娱自乐，多次参加市、区举办的民俗文艺汇演，并屡屡获奖。
郭丹龙:倾心守护“非遗”30年
郭丹龙是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文化站站长。作为一名基层文化工作者,他历经20余年寻访,终于在脚下“挖”出澄江玉泥砚台和东昌毛笔两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龙飞凤舞打花杆民间舞蹈等十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许多人眼里,基层文化工作没有多少事可干,是个闲职。但在郭丹龙眼里却有干不完的活儿。“我热爱文化事业,更热爱本地的民俗文化,挖掘和整理本地民俗文化并传承下去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30多年来,郭丹龙对当地的16处(项)非物资文化遗产全部设卡建档,还着力培养了一批业余文保员,组建了道口铺街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在他的倡导下,近5年来街道先后组织举办了14次民俗文艺汇演,13次书法作品展览,3次剪纸比赛,极大地保护和弘扬了当地传统文化，并自费筹建了东昌府民间艺术博物馆，各道口铺各种遗产品集于一堂，成为道口铺街一道独特亮丽的文化风景线。博物馆于2014年免费对外开放。
为更好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郭丹龙给民俗文化骨干们更多的关心和支持。肖香坊村竹马队队员肖文忠患病住院时,郭丹龙将留给自己孩子的300多元学杂费为他交了医疗费,还经常到卫生院探望护理他。当肖文忠老人出院时,正逢寒风呼啸的腊月,他买了一条电热毯送到老人家里。正因为这种倾心交往,郭丹龙在开展民俗文化工作时,能够获得大家一致支持,各种民俗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为使当地特有的“白胡子苍龙”龙灯重现光彩,郭丹龙耗费了不少心血。据舞龙队组织人胡树芬介绍,道口铺龙灯在清朝初年达到鼎盛,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但在1980年前后,这门民间艺术却几近灭绝。胡树芬说:“1987年,郭丹龙及时给予扶持,他出资为龙灯队员购买了20套服装道具,并聘请当地老艺人给年轻人传授技艺。经过三个月的刻苦训练,道口铺龙灯又重新展现在人们眼前。”
高马村打花竿经多代传承,传到58岁的马庆法手中已传至第十八代。为了继续传承下去,郭丹龙说服马庆法改变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将平生所学传给了同村文艺骨干周荣华,促进了花杆舞的流传。周荣华说:“打花竿作为非遗的一枝奇葩,我一定好好把它传下去。”同样,在郭丹龙的操持下,田庙村的唢呐吹奏、肖香坊村竹马舞都有了传人。
他搜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资料,郭丹龙访遍了全街道的家家户户,有时为了一条道听途说的历史文化信息,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
为挖掘道口铺的历史史料,郭丹龙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与全国各地的20多名专家学者建立了联系,并先后组织挖掘、整理、编写、出版了《龙母三娘庙——道口铺王海子村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度狗铺传说》、《白胡子苍龙》等资料4万多字。现已初步完成该街道非物资文化遗产16个项目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建立了非物资文化遗产档案18卷。他撰写的手稿达80多万字,稿纸达1.6公斤重。
摄影：张振祥 孔政 赵洪杰
文字收集整理： 赵洪杰
